公眾推舉的第四難題：

權力與資本結盟加劇，如何防范綁架公共權力

總得票率：82.36%

緊迫程度3.85 復雜程度3.65 尖銳程度3.68 關注程度3.68

(最高值為5，最低值為1)

入選理由：權力與資本結盟的狀況早就存在，但近年來愈演愈烈。隻要有利益的地方，就會存在權力與資本的結盟。它不僅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還嚴重干擾了國家經濟社會建設的進程。權力一旦和資本聯系在一起，不僅會綁架權力、侵蝕資本，而且會在整個社會層面引發信任和安定的危機。

十八大報告：全面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制度建設，增強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權力與資本結盟加劇”作為國家級難題之一，得票率高居第四位，可以看出公眾對此現象可謂是深惡痛絕。黨的十八大提出，全黨要增強緊迫感和責任感，要堅持從嚴治黨，全面加強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制度建設，增強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下面結合十八大報告，來談談自己的看法。

“科學執政”不夠，還要“民主執政”、“法治執政”

對於共產黨領導搞市場經濟，建立以勞動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不僅要重塑市場和法人，也需要對共產黨執政的內涵和方式做出符合市場經濟需要和人民至上理念的調整。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經驗証明，根據市場經濟以及工業化和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等發展需要，共產黨的領導，僅僅實行“科學執政”還不夠，必須把“民主執政”與“法治執政”真正落到實處。過去的黨權獨斷和高高在上的權力壟斷性執政，以及由此造成的體制性腐敗，已經不符合進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市場經濟實踐需要和人民對深化改革的期待。向真正的人民民主與法治化執政轉型，真正學會運用民主的方式和法治的方式實現執政目的，牢固確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立場和主體地位，這是中國深化改革和建設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設與共產黨領導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必然選擇。但現實的實際情況是，人們目前最憂慮和最擔心的，無論國內還是國外，恰恰是缺乏民主法治約束的貪腐權力對市場經濟秩序的干預以及尋租，形成人們所說的“權貴資本主義”或“權貴分利集團”，壟斷市場並巧取豪奪市場經濟資源和公共利益。這種錢權捆綁和利益交換的貪腐局面，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分化和分配不公，會毀掉改革開放以來黨和人民辛辛苦苦奮斗了幾十年取得的一切成果。解決權力缺乏民主法治約束造成的腐敗蔓延問題，必須提上中國執政黨最重要的議事日程，甚至應作為黨的執政建設的頭等重要大事來抓，以切實的民主法治措施與制度建設，學習新加坡等廉政國家的反腐敗建設經驗，在1-2個五年規劃期間內，堅決解決腐敗問題。真正的共產黨人絕不能、也不應該拖延腐敗問題的解決，腐敗會危及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甚至亡黨亡國。

解決權力與資本結盟的兩個成功案例

現階段政治體制改革實際具有雙重目標，一是服務和保障市場經濟建設和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權利保障和政治參與積極性的需要;二是反權力貪腐、反脫離群眾、反形式主義、反官僚主義的需要。一個是經濟社會發展對政治體制提出的改革要求;一個是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建設對政治體制改革提出的改革要求。究竟應以什麼樣的改革路徑和經驗策略推進新一輪政治體制改革，這需要共產黨人和新一代領導集體認真總結歷史經驗，充分運用政治經驗和實踐智慧。若像目前這樣把它作為“發展中的問題”，通過保發展來漸進性解決，顯然面臨巨大的危險：貪腐局面的蔓延和集團化、社會化，會毀掉黨和國家現代化事業。要想既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又能夠有力地解決腐敗問題和脫離群眾等問題，有兩種成功的個案值得選擇性借鑒。

一是我們黨過去從延安時期就形成的依靠黨性自律、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及人民群眾參與和監督的整黨整風運動。經驗証明，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參與和監督，對解決黨風問題和貪腐問題非常成功有效。但目前各級黨的領導集體是否還具有過去那樣“真金不怕火煉”的硬功夫，需要做實事求是的評估。沒有自身的硬功夫，採取人民群眾參與整黨的傳統做法，無異於“泥菩薩過河”。打鐵確實還需自身硬，但“假李逵反不了真李逵”。體制性腐敗靠黨自身整頓難以解決問題，必須借助於外力。這個外力，實質是黨的真正新生力，就是人民群眾的力量。“隻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隻要人人負起責任，就不會人亡政息”。解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中國家普遍難以解決的權力貪腐問題，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無疑是中國共產黨不同於歷史上任何執政黨的最本質的特征和最顯著的標志。但把群眾運動的做法引入新時期整黨整風，最需要改進的是與法治建設相結合。法治化的群眾參與能從根本上避免領導人意志造成的無法無天、有法不依和以權亂法等問題。要充分借鑒依靠法治保障權利、自由平等和重視程序性、規范性和制度化等現代依法治黨的經驗，把人民參與、保障權利和程序正義有機結合起來，創造一種既超越傳統整黨經驗又超越現代、以法治程序正義加強執政黨自身建設的新模式。

二是借鑒新加坡運用“形式民主”與“形式法治”，實現可持續執政的成功經驗。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運用民主與法治作為執政工具，不僅解決了執政的形式合法性問題，也解決了與黨治權威並存的結合問題，而且實現了執政黨與人民群眾密切聯系和服務民生的制度化。民主是一種制度，也是一種力量;法治更是一種制度，同時也是一種執政工具。現代化的政黨都應該熟練掌握這兩種政治工具。新加坡實行議會內閣制，議員由全國各選區通過直選產生，內閣總理由議會選舉獲勝的政黨出任。盡管人民行動黨實際操縱選舉規則的制定，利用選區的劃分和人民議會制度服務於黨的勝選需要，但既然是一種競爭選舉制度，就會有選票的壓力，要讓民眾把手中的選票投給你，必然迫使黨議員與基層民眾建立密切的聯系和服務民生的關系。人民行動黨議員辦公室的周接待制度和家訪制度，人民行動黨社區基金制度和利用人民協會服務社區居民制度，都把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和服務民生落實到制度層面，切切實實地實現了常態化。人民行動黨中央黨部不過十幾個人，辦公小樓是一個不起眼的二層建筑，它的黨員和組織活動都在基層和政府之中、在人民大眾之中、在基層選區之中。這種基層化和通過政府執政的黨治，為人民行動黨贏得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和堅實的可持續執政基礎。新加坡還通過高薪吸納人才、領導人財產公開、反貪調查局、中央公益金制度、獨立司法和公務員體制以及對官員有罪推定、強調對貪腐的懲治概率等一系列形式法治的制度設計，成功解決了東南亞國家普遍存在的權力貪腐問題。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