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型就是要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發展要素和發展路徑。從歷史經驗看，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型工業化國家，無一不是在經濟轉型升級中實現持續快速發展的。我國在1995年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時就提出“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隨后又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不同提法，特別是十六大提出“三位一體”，十七大提出“四位一體”，到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體”，轉型戰略雖不斷完善，但十幾年過去了，效果卻總是不太理想。究其原因，筆者以為，我們總是試圖以經濟的方法來解決轉型的問題，所以老在原地繞圈圈。其實，經濟轉型首先需政府轉型，這才是根本之策。

　　這首先可能涉及到理論認識問題。有一種觀點把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的世人矚目的經濟增長奇跡歸功於“政府主導”，甚至把“政府主導”與“中國模式”劃等號。由此理所當然地認為，政府有必要在今后中國經濟轉型中繼續發揮更大作用。總之，不管是經濟增長還是經濟轉型，都不能離開政府這個“大管家”。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但有失偏頗，如果過度沉迷於“政府主導”可能會誤導轉型。實際上，中國經濟轉型首先需要政府放權，而不是更多地與民爭權，計劃經濟沒能取得成功應該就是最好的佐証。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過程其實就是政府逐漸放權而微觀經濟主體不斷獲權的過程，沒有產權，沒有經營自主權，經濟活力和經濟奇跡就無從談起。

　　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實行的是雙軌制，注重改革中的“政府主導”，即一方面是給缺乏市場競爭實力的國有企業以必要的補貼和市場保護，另一方面對一些小而靈活的資料生產部門逐步開放，允許外資和民營經濟進入。這種雙軌制不同於東歐的休克療法，有效保証了中國經濟由“計劃”向“市場”的平穩過渡。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政府主導”模式的階段性和局限性，“政府主導”模式的優勢是促進經濟總量的提升，而非經濟質量的改進。現在中國已經進入后工業化時期，生產要素紅利、人口紅利、出口紅利都將逐漸退去，可挖掘的隻有創新紅利和制度紅利，進而釋放城市化基礎上的內需。“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在新的時期，我們需要的是以“全民參與式”改革來替代“政府主導式”改革，因為隻有市場才知道“資源的最優配置”應該在哪裡。

　　時至今日，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完善，如果繼續依賴“政府主導”，在“GDP至上”、“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的“發展是第一要義”的習慣性思維主導下，“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勢必會造成如下的市場扭曲：一是在政府的保護下，資金和土地等資源以低於市場的“管制價格”向大企業和富人集中，拉大貧富差距;二是權利缺乏有效硬約束，有些“貓”就與“權利”結合起來，劃定壟斷區域，不准別的“貓”到自己的領地裡來抓“老鼠”，從而滋生權力尋租;三是在“增長主義心態”作用下，地方政府容易著眼短期利益而忽視長期經濟增長。“全民招商”、“大干快上”、搞基建上大項目，以犧牲環境或資源錯配為代價來做大GDP。經濟增長稍稍趨緩，逆經濟周期的凱恩斯經濟刺激政策就接踵而來，消費難有表現，投資就隻好又成了全部寄托。

　　與此同時，“看得見的手”干預經濟耗費了大量的公共財力，政府在全面主導經濟發展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用於經濟建設方面的財政開支也就會越來越大，直接的結果就是“結構性減稅”政策遲遲難以落實，因為支出不減何談減稅!而另一方面，政府又缺乏資金用以提供公共服務，該干的沒有干好，不該干的又插手太多。

　　“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十八大報告中的這句話確實值得我們好好思考。

　　(作者為北京科技大學經管學院教授，陳金保博士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