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崛起和對國家發展道路的新探索無疑是世界性的大事件。從中國的大歷史看，30年這個數字對有著數千年歷史的中國並不算什麼，但這30年所發生的巨大社會經濟變遷卻對中華民族復興有著裡程碑式的意義，就是說這30年為歷史長河注入了前所未有並且注定會對未來產生深遠影響的因素。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對於自己的發展道路一直處於艱難的探索之中。改革開放前30年，鑒於當時的國際形勢，中國盡管也有些制度創新，在一些時間段裡也取得過不小的發展成就，但總體上還是蘇聯版本的計劃經濟和貧窮社會主義，仍然孤立於國際體系之外。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前30年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奠定了基礎結構，這是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最根本前提，而且其“試錯”式的發展為后人留下很多寶貴的經驗教訓。如果不理解改革開放之前30年的歷史，也很難甚至不能理解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因此，中國道路的探索應該追溯到新中國成立。

　　發展經驗告訴我們，中國對發展道路的選擇並非非此即彼，就是說不是在告別了蘇聯模式后，就去選擇西方模式，而是充分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以往對發展道路探索的重要價值，並在利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開始新的獨立探索。在中國，現實地說，中國共產黨是唯一領導中國的政治組織，這個政黨深深立基於中國的土地，經過各種重大歷史事件的考驗，具有了很強大的學習與適應能力，能夠深刻理解中國的現實國情，所以成為中國經濟起飛的基石。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討論中國道路，除了中國的視角，還要有國際發展的維度。從總體上看，中國模式對於西方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具有不同的意義。對於很多后發展國家，中國模式的意義在於是否能夠成為它們成功模仿的對象。中國與很多發展中國家處於大致相同的國際環境，具有相似的境遇，會比西方模式更有借鑒性。

　　如果說中國道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更多的是發展經驗問題，那麼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來說，則更多的是一種價值問題。對很多西方人來說，中國道路就是對西方價值的挑戰和競爭。他們的擔憂不僅僅在於很多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經驗表現出極大興趣，還在於即使在西方，那些對美國和西方模式不再感興趣的西方人士也開始看重中國模式。不管怎樣，前些年所謂的要以“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的討論起源於西方，而非中國。

　　實際上，中國道路是人類發展道路多樣性的表現，她不是對西方的刻意挑戰，也不是威脅。中國道路是在與歐美異質的文化圈發展起來的，她不僅具有現代發展的共性，還有自己的個性。但這種個性構不成對西方的威脅，西方對此顯得過於政治化。

　　西方文明是一種競爭性文明，因而西方國家非常容易以自己的這種文化價值觀看待中國。而從歷史傳統上看，中國基本是一個戰略內向型國家，國家命運的焦點是天下秩序的崩潰與重建，即所謂“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突出的天下情懷與鮮明的道德意識構成了中國戰略文化的核心特征。兩千年前即有孟子所說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裡，文王以百裡”。到21世紀，中國政府一再強調走和平發展道路，“即使將來中國強大起來了，也決不稱霸”。

　　中國道路的興起不僅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具有歷史意義，而且對世界的發展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大參考價值。青年學者郭萬超博士新作《探尋當代最優發展模式——中國經濟大變革》，把中國道路放到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探討，對中國經驗進行了理論升華，提出了很多有見地的新觀點，是該領域的研究佳作，可供參考。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