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時代，對於自我的理解，我們要克服非此即彼的兩極對立思維，即“東方如何如何，西方如何如何”的定式，而直面我們的發展時代去審視和把握“自我”

東西方的“自我”呈現不同色彩

從心理學的角度看，自我是指個體對自己存在的覺察，而察覺所形成的是一種觀念意識系統，因此說“自我” 就是人的“自我意識”。一個人對於“自我”的把握就是通過“自我意識”形成的。“自我”的形成依賴於特定的文化環境，我們討論“自我”問題，離不開對每個個體的文化考察。馬克思講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文化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強調“人是文化的存在”，認為人因其文化的創造而劃定了 “人性的圓周”， 他們重點關注的都是人的“自我”生成的社會與文化環境。也正是因為“自我”形成的這種歷史性，我們才看到了“自我”所呈現出的東西方不同的“色彩”。

從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性中比較中國人與西方人的自我觀，其歷史可謂久矣。尤其是人類進入全球化之后，文化的交流與碰撞更加頻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與異域文化的比較中，我們發現了自身文化的短處與長處，這種比較無疑是有意義的。筆者以為，如果把東西方文化看成是兩張已經“完成”的、靜態的風景畫，那我們得出“西方人的自我觀是‘獨立型的自我’，中國人的自我觀是‘互倚型的自我’”，也許不無道理，因為這種區分有利於我們在最直觀的層面看到二者的差異性。但是問題在於，人類全球化序幕拉開至今已經500多年了，尤其是20世紀以來的一百多年來，全世界各國各民族進入普遍的交往時代，資本、市場經濟、工業文明、現代化等這些“現代性”話語沖刷著民族的文化個性，用馬克思的話說，資本“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由此所展示的是一種“世界的文學”。可以想象在這樣的情形下，“自我”的塑造越來越呈現出動態的、生成性特點，自我的“差異性”已經讓位於“共同性”。

所以，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討論“自我”問題，也許更具有現實性和針對性意義。這裡筆者無意就“自我”問題做靜態的、優劣高下的比較分析，實際看來，這種分析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理論的生命力在於反省與追蹤現實，在全球化時代，對於自我的理解，我們要克服非此即彼的兩極對立思維，即“東方如何如何，西方如何如何”的定式，而直面我們的發展時代去審視和把握“自我”。所以筆者想就近30年來中國人的“自我觀”的演變做一下考察，以求獲得一些啟示。

30年來中國人的“自我觀”的演變

總體來看，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人“自我”的演變，是在一個巨大的遠景歷史空間中展開的，這一歷史空間與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到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密切相關。

上世紀80年代初的改革開放，伴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國人開啟了的世俗化生活訴求，隨著一系列虛假觀念的被拆解，社會開始“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中國人的“自我”開始彰顯。“自我”的覺醒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思潮的主流——從主體的覺醒到個人的權利意識的增長，人們不再是通過抽象的總體性來安排自己的精神生活，而是在個人的獨特生活經歷中去打開自己的思想天空，擴展精神生活新景觀。“自我”被重新審視和定位——回到人本身，回到人的個體、感性和偶然，回到現實的日常生活，總之，人不再是工具和手段，人就是目的本身。

回視一下當時中國的哲學走向，從一個側面也印証了中國人的自我覺醒歷程。在上世紀80年代，對“主體性問題”的討論是中國哲學界最亮麗的風景，這一問題逐漸波及到文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而對“主體性”的關注直接指向的就是人的“自我”的確証。當時，一個耐人尋味的學術形象是，在對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中，人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將研究興趣轉向了康德。個中原因在於，黑格爾所建構的絕對理想主義大廈淹沒了人的活力與個性，黑格爾作為一個象征，構成了現代中國一個歷史時段的“時代隱喻”。誠如李澤厚先生所言：“歷史總體的辯証法是黑格爾所長，個體、感性被淹沒在其中則是黑格爾所短。”跨過黑格爾，人們更加鐘情於充滿矛盾的康德。借助於康德，人們試圖為個人或“自我”的主體性確立合法性，這客觀上也表達了中國人渴望發現“自我”並建立主體性的共同要求。

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我們的社會文化生活也日漸走向多元。不容否認，經過30年的發展，中國人的“自我”意識獲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我們也應該冷靜地看到當代中國人“自我”彰顯的片面性——在“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主旋律導引下，經濟關系與利益原則漸漸成為了個體感覺世界的核心尺度。結果，我們的“自我”建構呈現出了濃厚的“物質擴張”色彩。過度地對“物的依賴性”開啟了人們的感性化、平面化人生，沉湎於“我”之當下的快樂。這種自我精神生活的“下降”過程，的確具有解放、解構的積極作用，它是對長期以來一元的、凝固的、帶有禁欲特征精神狀態的一種拆解。每個人開始注重從自己的感受出發來判定社會生活——即“我的感覺、我的身體、我的標准”。“跟著感覺走”成了一代人精神生活的最生動寫照。

但接下來的問題是，當每個人都是以“我”為中心來設計這個世界時，人作為“類存在”的根本的依托便拆解了，我們就走入了文化相對主義泥淖，人們甚至不再受任何形而上觀念的控制支配，拒斥形而上學，躲避崇高。當精神生活僅僅指向個人自身時，我們社會生活的整體性圖景被模糊渙散了。結果是“我們走入了手段的王國，而失去了人的目標”，我們正在沉浸於一個不思明晨的狂歡之夜。

人類“自我”的發展歷程也許需要在不斷地自我反省中前行

看起來，人類“自我”的發展歷程也許需要在不斷地自我反省中前行。人類不堪忍受無根的生活，虛假的崇高破滅之后，我們的生活還需要培育真實的崇高。我們不能對一切神聖價值乃至有深度的精神生活都一律採取拒絕的態度，更不能在對“自我”的追尋中迷失“自我”。

“自我”如果向著純粹的個人主義回歸，便不可避免地淪落為感性之我。因此，全面而正確的自我認知是培養健全的自我意識的基礎，培育健康的“自我”，真正在生活中“安身立命”，自覺重建我們的社會道德感、對生命的嚴肅感以及對人生的使命感。

反省我們的實踐生活，快節奏成了今天生活的常態，在生活的各個領域，我們都在追求著“更高、更快、更強”，但這種“快”的訴求卻常常讓我們拒絕了時間，我們的生活被緊張、壓力與焦慮所充斥，物質的佔有並沒有切實提升我們的幸福指數。

我們曾經在“走向世界”時迷失“自我”，所以我們要“改造世界觀”

庄子的“今者吾喪我”(《齊物論》)，是忘我的，也要先有我，才可以忘的。令人失落的是，更多的人，從未有我，而隻有物。對於中國文化而言，卻因為自我觀的消失，不可以自由。文化如此，熏陶於文化的人，也是如此。對於我的擯棄，讓中國人的意識，處於自我的缺失中，可以說是一幕悲劇。人，沒有了我，還會有什麼呢?對於中國文化而言，因為吾為主體，本身於人，就缺少自我觀;加之“物我兩忘”，更加劇了自我的缺失。“今者吾喪我”，並不止於一個故事，也不止於庄子的寓意;它在中國文化而言，是一種缺失，一種人有意識的我的缺失。可以說，中國兩千多年的文化，尤其現代的問題，都有關於此。連蘇東坡也曾發出“長恨此身非我有”的人生感嘆。

是的，我們就身處這個世界之中，並非置身於世界之外。我們曾經在“走向世界”時迷失自我。所以我們要“改造世界觀”，要把中國自然地看成世界的一部分。

(作者為清華大學哲學系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