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個月，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引起國人熱議。由此，我想到了首屆（1901年）諾貝爾文學獎，它頒給了法國詩人蘇利·普呂多姆，而不是列夫·托爾斯泰。當時，對這個初創的世界級文學獎，歐洲大陸的文學同行根本無從預見它的潛在價值，要公推人選，誰能望托翁（列夫·托爾斯泰）之項背？此外，還有哈代、易卜生、契訶夫和左拉等人也有望相繼折桂。

　　從此，“獲獎者為什麼不是托爾斯泰？”這個問題就像魔咒一樣糾纏世人。

　　1901年，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奧·威爾森在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辭》中有個特別的說明：“……幸虧這項獎金是每年頒發一次，一位優秀的作家今年就算得不到，明年、后年甚至將來也仍有希望，隻要他的成就值得獎賞。”莫非托翁不夠優秀？不值得獎賞？既然瑞典文學院承認他秀出群倫，又為何不把諾貝爾文學獎金頒發給他？托翁於1910年去世，首屆沒給他也就罷了，為何此后的數屆依然與他無緣？有人說：“你要是委屈一個人，就要將他一直委屈到死，你若中途改變主意，再向他示好，他也不會領情。”這是典型的中國式的想法和手段，我不願以這樣的惡意去揣度當年那些評委的隱衷。好在1902年他們公開發表了一份“答辯辭”，總算讓我們覷見了評委會的思想立場。他們充分肯定托翁杰出的文學成就，卻又不肯將第一筆文學獎金頒發給他，是因為托翁“否定了一切形式的文明”，贊美了“原始的生活方式”，“提倡無政府主義思想”，“任意改寫《聖經》”，“對於他那種罕見於一切文明樣式的狹隘和敵意，我們覺得無法忍受”。

　　托翁未獲諾貝爾文學獎，絲毫無損其英名，但這是一個壞的開頭，此后，要是誰（普魯斯特、喬伊斯、裡爾克和博爾赫斯這樣的文學大師）落選了，人們就會半撫慰半調侃地說：“列夫·托爾斯泰都沒得過這獎，他們有什麼好委屈好抱怨的！”於是，大家也就懶得去計較諾貝爾文學獎是否亂“點菜”了，從一開始，有什麼吃什麼，就成為世人普遍的接受心理。

　　世界上有那麼多大大小小的文學獎，各個評委會有其不同的趣味和成見，他們愛頒給誰就頒給誰，文學未必額外受益，讀者也未必額外受損，唯獨記者捕捉到了熱點的文化新聞，也未見得就有多熱。獲獎作家當然是受益者，用奧·威爾森的話說，“無論如何，得獎者在接到這項當代的榮譽花環時，他的報償將勝於過去那種黃金桂冠所代表的物質價值”，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台變成了奧林匹亞山巔，把一位作家從人的行列提拔到了神的行列。但獲獎者也可能像“裸露的嬰兒”一樣，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受害者，因為，他們原有的生活秩序和內心安寧就完全被打破了。

　　（作者為湖南省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