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提示：近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從國際環境看，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基本判斷沒有變。對此，我們要深入理解、牢牢把握，既要深刻認識到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也要綜觀國際國內大勢，准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緊緊抓住、切實用好新機遇。

①清醒估量國內外環境和條件變化的不利因素

准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需要清醒估量由於國內外環境和條件的變化所帶來的不利一面。

首先，與10年前有較大不同的是，未來一個時期，世界經濟將處於緩慢復蘇和“弱增長”的格局。21世紀初期，在美國新經濟的帶動下，世界經濟曾出現一度景氣現象，一些經濟學家預測，21世紀的前四分之一時間裡，將會出現一個世界經濟長周期的新高漲，這將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有利的時機。但從2008年發生美國次貸危機，以及國際金融危機以后，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發達經濟體經濟復蘇乏力，美國經濟復蘇缺乏內在動力，歐洲深陷歐債危機不能自拔，日本經濟競爭力明顯下降。世界經濟狀況，對我國出口貿易和外需的增長也形成很嚴峻的挑戰。自2009年開始，我國出口貿易結束了高速增長態勢，貿易順差明顯減少。即便2013年情況會有好轉，但基本上已不再可能重現21世紀前10年高速增長的局面。在不忽視外需的情況下，更多地依靠擴大內需來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已成為必然的選擇。

其次，與世界經濟不景氣緊密聯系的是，我國在繼續發展開放型經濟過程中將更多地受到貿易投資保護主義的干擾。一些貿易伙伴濫用貿易救濟措施，對我國出口產品不斷發起反傾銷、反補貼調查﹔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對我國採取貿易壁壘措施。

再次，與10年前相比，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某些有利條件，特別是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優勢已經明顯弱化﹔勞動力無限供給的“人口紅利”，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正在發生趨勢性轉變。其他資源性產品的國際價格也明顯升高，我國經濟發展成本的上升制約了投資效益的提高，進而使經濟增長態勢面臨結構性減速的新挑戰。

②充分認識我國在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新優勢

准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更重要的是認識和總結我國在新的發展階段所積累和孕育的新優勢。

從國際環境看，首先，由於和平與發展依然是世界各國共同的利益訴求，因此，應對全球性問題成為當今世界各國相互協調的普遍要求。我國的和平崛起，為我國參與全球治理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當今世界在應對氣候變化、防止核擴散、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等全球性問題上，都已超過一個或幾個國家的應對能力，需要世界各國加強聯系，分工合作，更離不開中國的參與。因此，中國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國，這已經成為全球共識。其次，經濟關系的相互依賴及我國市場的擴大，成為我國處理大國關系的重要籌碼。再次，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的相對地位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新興經濟體迅速崛起，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在世界經濟總量中所佔份額迅速擴大。新興經濟體崛起，推動了現有國際經濟體系的變革與調整。

從國內來看，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變化最顯著的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我國已經具備了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與10年前相比，我國綜合國力大為增強。另一方面，科學發展已不斷積累持久的內在動力和巨大的活力。具體表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繼續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2011年，我國第二產業固定資產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43%左右，比上年增長27.3%,高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3.5個百分點﹔其中,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33%左右，比上年增長31.8%，既高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也高於第二產業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說明我國工業化進程仍在加速。工業化的發展，促進了工業要素和物質裝備投入農業，農業機械化快速發展，為我國糧食產量“九連增”提供了強有力的裝備支撐。同時，工業化吸收了大量勞動力就業，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促進了城鎮化。2001年至2011這10年，我國城鎮化率提高近15個百分點。盡管如此，我國城鎮化發展水平仍然有很大空間。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經過30多年的較快發展，參照世界其他國家城市化規律，仍有30年左右較快發展期。

第二，擴大內需有很大潛力。2009年以來，由於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影響，外需下降。但是，這幾年經濟增長速度仍然比較快，說明我國已經能夠依靠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特別是我國的居民消費增長仍然有很大潛力。整個“十二五”時期，隨著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增長，具有消費能力的消費群體正在逐步發育起來﹔同時，“十二五”時期我國商品進口規模將超過8萬億美元，規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全球市場正在形成。

第三，勞動力資源豐富，新的勞動要素稟賦優勢正在形成。勞動力數量與勞動者素質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從整體上說，我國勞動力呈增長趨勢。雖然近年來我國勞動工資成本呈快速上漲趨勢，一些企業和投資轉移到其他勞動力成本更低廉的經濟體，但勞動要素稟賦優勢不完全取決於工資水平，還取決於勞動生產率及與此有很大關聯的人力資本。我國勞動力素質不斷提高，新的勞動要素稟賦優勢正在形成。1982年我國勞動者人均受教育年限為4.6年，1990年我國勞動者人均受教育年限為5.5年，2000年我國勞動者人均受教育年限為7.1年，截至2009年，主要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5年。中國的人力資本積累明顯優於印度和許多發展中經濟體，雖然印度人口規模和勞動年齡人口規模都十分龐大，但是，由於勞動者受教育程度低，2010年25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隻有4.4年，很多人並不能勝任崗位的要求，實際上印度的有效勞動力供給並不充足。從總體上看，未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不可能被輕易取代。

第四，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日益完善，體制機制優勢的空間不斷擴展。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顯示了巨大的生機和活力，經濟領域的各項改革繼續深化，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提供了體制保障。

與此同時，在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我國各級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不斷完善，宏觀調控經驗不斷豐富，管理和駕馭能力不斷增強。在宏觀調控的手段上，主要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發揮貨幣信貸政策、財政稅收政策、土地政策、產業政策、外貿政策、外匯政策、價格政策等多種政策的組合效應。在宏觀調控的時機和力度的把握上，做到適時適度、有節奏地多次小步微調。宏觀調控見事早、動手快，具有預見性、及時性和漸進性，盡可能長地保持經濟平穩快速運行。政府的宏觀調控還與其他經濟職能協調配合，創造了宏觀調控與結構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體制改革、改善民生相互結合的新經驗，使我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鮮明特征，保障了我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綜上所述，我國在應對國際國內問題的挑戰中，一定有條件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