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曾寫過一篇題為《認清中國古代非西方歷史發展道路的特色》的短文，文章字數不多，卻觀點鮮明，就是不贊成所謂“五種社會形態”說，不贊成中國經歷了所謂奴隸社會。我自信我的這個論點是建立在實証基礎之上的，因為從先秦、秦漢的社會結構來看，無論是商代的“眾人”，還是西周、春秋時期的庶人，以至戰國、秦漢時期的編戶小農，這些作為社會生產的主要承擔者，都不是什麼奴隸。我並且指出，由於這個史實，已使得在從事古史研究的學者中，仍舊堅持中國經歷過一個奴隸社會的人是越來越少了。

　　文章在《歷史研究》發表后，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也引來一些人的批評。一位從事世界史研究的學者結合我以后發表的類似觀點的文章，批評我把“西方”與“東方”對立起來，是一種“臆造”，違反了歷史唯物主義，是“歷史虛無主義”，等等。這種沒有事實根據的批評當然不能令我接受，但卻使我意識到自己今后應更多地關注中西歷史文化的對比，尤其要從這兩種文明各自產生的源頭上去弄清何以中國古代自原始社會以后就走上了與西方不同的歷史發展道路。我感到這是問題的關鍵。

　　剛好我在這個時候接到了一個“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和形成研究”的課題，屬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責任的重大促使我重新開展對馬克思主義國家起源與形成理論的學習。使我感到格外心明眼亮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提出的古代社會統治與奴役關系產生的兩種不同路徑的論述。這篇文章我以前也讀過，但未如此次留心。我注意到其前一條為多數國家和地區所走過的路徑，就是原始共同體內部的上層職事人員，因其管理權力的膨脹與“獨立化”傾向，致其由原來的“社會公仆”轉化為“社會的主人”，並結成為一個與普通下層民眾相對立的統治者階級，從而使社會實現由原始公社向國家的過渡。另一條即是一般教科書描述的古希臘羅馬奴隸制及奴隸制國家產生的路徑，即原始公社內一些富裕起來的家族，在社會生產力水平達到人的勞動力所生產的東西超過了維持勞動力所需的前提下，通過強迫使用戰爭中抓來的外族戰俘的勞動，來獲取他們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從而導致奴隸、奴隸制和奴隸制國家的出現。可以看出，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統治與奴役關系產生的路徑：前一種統治與奴役關系產生在原始共同體的內部，那些作為統治者的王公貴族，與被他們統治與剝削的下層民眾，都是由一個具有共同血緣關系的原始共同體中分化而來﹔另一種統治與奴役關系即奴隸制關系則建立在對本共同體以外的成員（外族俘虜）進行剝削壓迫的基礎之上。如果說這兩種不同的統治與奴役關系體現了兩種不同的文明的本質特征，並且也導致了它們今后不同的發展路徑（恩格斯說：“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就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就沒有現代的歐洲。”）的話，那麼恩格斯的兩種不同統治與奴役關系產生的論述，足以展現我國古代文明自其產生以來就是走的與古希臘羅馬乃至整個歐洲不同的發展道路。

　　我贊成恩格斯的如上分析，當然也有著對於中國早期國家與文明產生的實際考察作依據。在那之前，我就對學術界熱烈進行的夏文化討論給予過關注，但與多數學者意見不同的是，我相信過去王國維、楊向奎等前輩提出的夏后氏居於古河濟之間的說法，認為夏的前期應活動在今豫東魯西一帶。我為此而寫了一些補充論証的文章，表明文獻、考古資料均可對此提供支持。更重要的是，我發現文獻記載的禹治洪水的地域也在這一帶，這使我不由得將我國第一個早期國家夏的產生與禹治洪水的事跡聯系起來。古河濟之間地勢低窪，自是極易發生洪水的地方。今天那一帶發現有不少古城，包括文獻所記載的春秋衛都下面壓著的夏前期的都城，還有許多稱作“某丘”的人所居住的高地，便是當年先民留下的抵御洪水的遺跡。凡此，均表明禹治洪水是可以信以為實的。過去疑古派認為禹治洪水不過是一種神話，禹亦是神話中人物，此說法亦為近年發現的西周中期的銅器豳公須銘文所破除。總結上面這些線索，可知禹正是在領導這一地區眾多部族治理洪水的過程中，通過集中使用各部族的人力物力而使自己的權力逐漸凌駕於各部族之上的。由於禹（包括他的父親鯀）原本只是堯舜禹部族聯盟的職事人員，因而也可以說，正是這樣一項偉大的治水工程，才使禹由原來的“社會公仆”一變而成為“社會的主人”，也就是夏代國家的君主的。

　　可以不用費力地推導出，由此產生的夏代國家的社會結構不會同於古希臘羅馬國家。因為按照上述途徑產生的夏代國家的社會對立只是出現在夏族的內部，只是在夏族內部形成貴族與平民兩個階級的對立，並且這種對立也未導致夏代國家所包含的各個族邦血緣關系的解體，夏代國家乃至以后的商周兩個國家也仍然建立在這些血緣組織的基礎之上。這就是我們看到的夏商周三代一以貫之的社會形態。給這種社會形態以一個什麼合適的名義為好，是目前學者正在討論的問題，只是不把它叫做古希臘羅馬那樣的奴隸制社會，則是大家近乎一致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