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綜觀國際國內大勢，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這一重大判斷來自於對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國際國內局勢新變化及其走勢的冷靜分析與綜合評估，是制定和實施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各項大政方針，確保2020年最終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根本依據。

中國已經成為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最大受益者

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五中全會又重申和強調必須抓住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為我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注入了不竭動力。

21世紀已經過去的12年，我們黨和國家實現了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 2003-201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實際增長10.7%，不僅遠高於同期世界經濟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於改革開放以來9.9%的年均增速，其中有6年實現了10%以上的增長速度。 2011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7.3萬億元，扣除價格因素，比2002年增長1.5倍。經濟總量由2002年的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現在的第二位，佔世界的份額由 2002年的 4.4%提高到2011年的10.4%。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一大工業品制造國，第一大汽車生產和新車消費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20%。在經濟總量穩步增長的同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快速增長，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這些巨大成就毋庸置辯地昭示，我們黨關於我國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和部署是完全正確的，這12年的快速發展為我國在21世紀頭20年戰略機遇期的后8年實現經濟社會的進一步更大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未來8年將延續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十八大再次提出“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是在冷靜觀察和深刻分析的基礎上完成的，與黨在十七屆五中全會研究制定“十二五”規劃時得出的結論是完全一致的。

當今世界，局勢變化錯綜復雜、意義深遠。已綿延4年之久的國際金融危機，極大地削弱了長期獨霸天下的美國的實力﹔歐債危機嚴重撼動了歐洲經濟﹔在美債歐債危機沖擊下，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減緩，曾經“一枝獨秀”的金磚國家似也“風光不再”，難以獨善其身﹔西方國家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抬頭，圍繞市場、資源、人才、技術等的競爭更加激烈﹔西亞北非局勢持續動蕩﹔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勢力仍然猖獗﹔氣候變化、能源、資源、糧食等危機不斷加劇。同時，美國全球戰略重心東移亞太客觀上給中國國家安全帶來壓力﹔國際輿論中對華負面情緒上升，各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強硬論”乃至 “中國崩潰論”等不時泛起﹔南海、釣魚島爭端等對中國領土主權構成挑戰。

而同時，我國距離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剩下8年時間。這8年，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戰時期、“收官”時期，改革發展中的種種深層次問題亟待面對和解決。面對這樣的世情、國情，我國發展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的估量、判斷和相關部署是否仍然正確並繼續管用？這是一個事關通盤設計和調整我國改革發展總體戰略、對內對外方針政策的重大問題。

作出“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判斷的基本依據是：

第一，從國際環境看，雖然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發生著並將繼續發生深刻的新變化，但和平、發展、合作仍是時代潮流，當今世界的主題沒有改變﹔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經濟全球化總體趨勢沒有改變﹔種種保護主義雖在一段時間內有所抬頭，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沒有改變。在這些國際環境基本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同時，出現的新變化是利弊共生的新變化。比如，國際金融危機催生了世界范圍產業的新發展，科技創新孕育著新的突破﹔危機的發生使得世界各國開始加快發展模式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全球治理結構面臨重大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各大國基本力量對比和相對地位將進一步發生變化，這為中國把握好在全球經濟分工中的新定位，積極創造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提供了契機，我國通過積極參與國際體系改革，主動塑造外部環境的空間大大增加了。

第二，從國內環境看，我國正加快由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邁進。在這個發展進程中，我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深入發展，人均國民收入穩步增加，經濟結構轉型加快，市場需求潛力巨大，資金供給充裕，科技教育整體水平提升，勞動力素質改善，基礎設施日益完善，體制活力顯著增強，政府宏觀調控和應對復雜局面能力明顯提高，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健全，社會大局保持穩定，我國完全有條件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和綜合國力再上新台階。這就要求我們在未來8年裡，以更廣闊的視野，把握好中國發展和世界發展兩個大勢，為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要求，提供堅實的對內對外方針政策和戰略策略基礎。

努力謀求更大更長久的戰略機遇期

戰略機遇期的確立是客觀條件與主觀認識相結合的產物。在客觀出現的機遇面前，能否抓住機遇，能否充分利用機遇，取決於圖強的決心、前瞻的眼光、敏銳的反應、開拓的精神。

在能否抓住重大戰略機遇方面，中國近代有過慘痛教訓。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開局良好，但后來由於種種原因，我們黨在指導思想上發生了“左”的錯誤，長期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使得中國成了世界新科技革命和新一輪轟轟烈烈的現代化大潮的旁觀者，在1957年到1976年長達20年的時間裡，我們再次喪失了難得的發展機遇。我們必須承認，在時代發生重大轉折的緊要關頭，更多的是由於主觀方面的種種原因，我們多次未能主動作為、未能“緊緊抓住”、未能充分利用歷史提供的發展良機，是造成長時期裡中國由盛而衰、貧窮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鑒於這樣的教訓，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在帶領全國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反復強調抓住機遇的重要性。江澤民也明確指出，“能否抓住機遇，歷來是關系革命和建設興衰成敗的大問題”。

努力謀求更大更長久的戰略機遇期，是我們肩負的一項重大職責。我們必須銘記歷史教訓，增強憂患意識、危機意識，勇於面對矛盾，善於搶抓機遇，凝聚力量，攻堅克難，加快發展。大國發展往往是在復雜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進行的，掌控和爭取戰略機遇期本身就是國際博弈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對於我們確認的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必須認真維護、精心運籌。必須看到，經過十六大以來10年的發展，中國獲得了大發展，中國還將繼續大發展，且一定會給世界帶來更大的變化，這種發展本身就已表明中國正在成為塑造和影響國際大局的一個越來越突出、越來越重要的因素，已經成為推動和維系世界和平發展合作的重大力量，“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對於外部世界的演進趨勢，中國在集中力量辦好自己事情的同時，已經掌握了一定的戰略主動權和方向選擇權，這就是我們運籌並爭取持續獲得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根本基礎。我們不僅僅要把握和利用好到2020年的戰略機遇期，更要著眼於到21世紀中葉新中國成立 100年時，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我們要力爭未來40年都成為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謀求更大更長久的空間、時間和戰略機遇。

（作者系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