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胡錦濤同志上述講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其中至少蘊含了三層內涵：一是告誡領導干部要運用“法治方式”來“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二是要高度重視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崇尚“憲法法律至上”原則﹔三是“法治方式”的核心內涵就是“依憲治國”。
　　強調運用“法治方式”來“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這在黨的正式文件中具有首創意義。這一命題的基本要求就是告誡領導干部必須學會運用“法治方式”來解決各種復雜和重大的社會問題，這一命題非常明確地否定了各種非“法治方式”在解決上述各項復雜和重大事項中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排除了“人治方式”、“政治方式”、“道德方式”、“倫理方式”等方法論在處理涉及“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等復雜和重大事項中的“優先性”。特別重要的意義在於徹底地改變過去習慣性地運用“政治方式”來解決法律問題、導致法律問題的高度政治化的治理模式，提出運用“法治方式”來解決各種政治問題的重要作用，倡導通過法律手段來解決各種復雜政治問題的治國理政的“科學方法論”。
　　憲法法律至上是“法治方式”的核心內容。所謂“法治方式”，其核心的概念是“法治”，作為體現了自由平等、公平正義價值的“法治”完全不同於僅僅作為客觀的法律制度描述的“法制”。“法治方式”是要將憲法和法律真正置於各項權力之上，憲法和法律在日常生活中必須有絕對的權威，任何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應歸於無效。“法治方式”的內涵不能簡單地解讀為“法制手段”，它是與“法治思維”緊密相關的。所謂“法治思維”，就是要在世界觀、方法論的層次上真正地崇尚憲法和法律的權威，無論是做出公共決策，還是採取具體的執法措施，抑或是處理具體的法律糾紛，都必須考慮“憲法是怎麼說的”、“憲法上有依據嗎”、“法律上有具體規定嗎”、“是否違反了憲法”等等這些行為的“合法性前提”。如果因為“憲法和法律上沒有明確依據”而主動放棄了某項公共決策，如果發現行為與憲法和法律明顯不一致而自動終止，如果發現法律文件與憲法和法律的規定相違背而停止適用，這就是“法治思維”在發揮作用，用這種方式來處理問題，就屬於典型的“法治方式”。應當說，“法治方式”的內涵是我們傳統治理模式中所缺少的，領導干部還不太熟悉和不太習慣，需要不斷“學習”，反復實踐，才能真正運用自如，達到“法治方式”本身的基本要求。
　　“法治方式”的最高價值要求就是“依法不依人”、“憲法‘之上’、‘之外’無法存在”、“憲法是最高行為准則”，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的權威，更不得隨意違反憲法，或者是持有“違法不違憲”的錯誤主張，在事實上將憲法高高挂起，使根本大法成為“根本空法”，讓憲法所規定的“基本權利”成為事實上的“基本無用的權利”。為此，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著重強調：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這些論斷已經給“法治方式”的核心內涵作了非常明確的解釋，即“法治方式”的內涵就是“依憲治國”。這裡的“依憲治國”有四層含義：一是憲法是黨領導人民制定的，具有毋庸置疑的“正當性”﹔二是憲法也對黨的活動給出了界限，即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三是明確憲法和法律之外沒有任何“特權”，這說明“憲法”之外“無法”﹔四是任何想打壓憲法權威、藐視憲法權威或者忽視憲法權威的言行都不得存在。總結上述四個方面的含義可以發現，所謂的“法治方式”，就是強調“依憲治國”，“憲法之外”的任何言論都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更不能限制憲法或者是否定憲法。因此，憲法作為根本法成為治國理政的制度依據和法律基礎，憲法法律至上是現代法治社會的一項基本價值和社會公理。
　　正確地理解“法治方式”的內涵對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進一步有效地實施憲法，形成穩定有序的法治文化氛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黨的十八大報告將“法治方式”提升到治國理政的“方法論”層面予以高度重視，必將會從根本上扭轉領導干部對待法治價值的態度，並通過不斷的學習和實踐，在日常工作中達到靈活自如地運用“法治方式”來解決各種復雜和重大問題的狀態，形成良好的法治素質和依法治國的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