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哲學研究的眾多著作中，胡長栓博士的新著《走向文化哲學》以其清晰填密的治思理路和質朴無華的語言風格令人耳目一新。該著對文化哲學的界分、哲學史前提、生存論基礎及其內在的悖論性思維進行了條分縷析的說明和論証，引領讀者進人文化哲學研究的嶄新視域。

明確文化哲學的所指及其內涵本是所有文化哲學研究的當然起點，但讓人感到頗為不解和遺憾的是，在大多數關於文化哲學的研究和著述中卻很少能夠看到對這一起點的清晰說明和論述。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走向文化哲學》明確地區分了三個層次上的文化哲學，即以文化為研究對象的關於文化的科學、對文化的基本概念、模式、結構和體系進行反思和批判性解釋的關於文化學的元理論以及作為一種哲學意識形態、一種哲學思維方式和一種哲學觀的關於形而上學的文化哲學。在此區分的基礎上，作者明確指出，作為哲學的文化哲學應該在最后一種意義上來理解，也就是說，它作為現今哲學的一種形態，不能像關於文化的科學和關於文化學的元理論那樣單純以文化或人為其研究對象，而是以文化和人之間的關系作為自己研究的基本問題。恩斯特•卡西爾曾認為，文化哲學是“目前在哲學體系中所區分的全體分支中最有疑問和最富爭議的一門學科”，但在作者的努力下，文化哲學研究中“最有疑問和最富爭議”的問題被廓清了，由此獲得了繼續研究的穩固地基。

該書從歷史與邏輯的辯証論証出發，闡述了哲學必然轉向文化哲學的理論趨勢。從哲學的發展史來看，哲學轉向文化哲學是近代科學(理性)哲學發展的必然結果。哲學作為人類發展的自我意識，是對人的理性存在和感性存在相統一的理論表征。近代以來，隨著社會分工，自然科學的統治地位逐漸確立，以自然科學為模板的理性哲學才作為一種主導性的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獨立出來，並與文化哲學的思維方式相對立，最終形成了懷特海所說的“科學方面所產生的宇宙觀壓倒了其他方面所形成的舊觀點而獨步一時”的尷尬局面。之所以說這種局面是尷尬的，主要是因為以自然科學為模板的理性哲學固然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與此同時卻也使人類陷人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因此，對其批判就成為哲學進一步發展的必由之路:反思科學的無人危機、反思科學之后的無人危機即技術的無人危機以及科學家(理性哲學家)的無人危機，完整理解科學的描述和規范功能，並在此基礎上實現科學的文化復興和哲學的文化哲學轉向。

如果說上述圖繪已經為我們清晰地勾勒出文化哲學轉向的哲學史前提的話，那麼，作者對懷疑論的出色研究更是為此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作者先是從哲學基本問題的重新診釋人手，指認了懷疑論在哲學基本問題中的存在:在思維和存在誰為本源的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個方面，懷疑論不能被歸結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中間派並最終被劃歸為唯心論哲學，因為懷疑論既不像唯物論哲學那樣肯定自然界對精神來說的本源意義，也不像唯心論哲學那樣肯定精神對自然界的本源意義，它所持有的只是一種“懸而不決”和“不作判斷”的態度;在思維和存在有無統一性的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二個方面，懷疑論明顯不同於認為世界可以被我們認識的可知論，但也不同於認為世界不可以被我們認識的不可知論，因為不可知論實際上和可知論持有相同的獨斷論立場，隻不過它“是在確定地斷言一切事物都不可理解”而已，但真正的懷疑論是“懸而不決”，它“不作任何判斷”。由此出發，作者為我們描畫了懷疑論在整個哲學史中確定無疑的存在:古代懷疑論從“懷疑一切”、“懸而未決”和“不作判斷”出發以求靈魂的安寧與幸福，近代懷疑論把懷疑理解為科學方法的懷疑以求知識的客觀性和普遍必然性。這種懷疑論哲學史的宏觀勾勒和對古代懷疑論的生存論視野與近代懷疑論的認識論視野的分析厘定，從如下兩個方面為哲學轉向文化哲學給出了支持:一是近代的懷疑論終結了近代以自然科學為模板的理性哲學，從而為批判科學哲學准備了內部酵素;二是古代懷疑論的生存論視野的重新挖掘和澄明為文化哲學的成熟和興盛提供了厚重的哲學史根據。

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哲學轉向文化哲學是人類對自身認識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說上述關於近代科學(理性)哲學和懷疑論哲學的考察是哲學轉向文化哲學的歷史方面的根據，那麼，對文化這個文化哲學研究理論原點的考察則是哲學轉向文化哲學的邏輯方面的根據，二者一起對哲學之轉向文化哲學的必然性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論証。作者是從文化隻能是人的文化這樣一個看似無比簡單的論斷出發，在對馬克思“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的經典論斷的創造性解讀中，展開對文化和文化哲學的形上反思。在作者看來，文化既然是人化，是人的本質的存在，那麼，對於文化的研究隻能從對人的研究開始，緊密圍繞對人的研究展開，而人的本質則在於自由和自覺的對立與統一:其中，自覺作為人的存在維度，體現著人的現實性和生命本質，它使人處於經驗的、科學的和物質性的存在之中，處於現實的各種社會關系之中，處於不同於神學王國的科學王國的統治之中，從而也處於以自然科學為模板的理性哲學的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的統治之下;與此相反，自由作為人的存在之維，體現著人的理想性和超生命本質，是人的感性的存在，它使人處於超驗的、神學的和精神性的存在之中，是使人不斷超越現實性的存在而佔有和展現人的本質力量，並最終使人在本質上和動物劃清了界限，從而成為真正生活著而不只是生存著的存在。作為二者的統一，人不單是現實的存在而且還是理想的存在，不單是經驗的存在而且還是超驗的存在，不單是理性的存在而且還是感性的存在。總之，沒有自覺的世界是神學的世界，而沒有自由的世界則是屬於自然的世界，隻有自覺和自由統一的世界才是真正人的世界。

作者對文化哲學研究中的悖論性思維進行了批判性分析。如果說前面的工作屬於廓清外圍、“清理地基”，那麼這個工作則可以說是在“搭房蓋屋”了。一些文化哲學研究中不可回避且又聚訟不已的重大理論問題，諸如文化相對論與文化進化論、科學主義文化與人文主義文化、文化的價值認同與文化的價值消解的悖論性關系以及“非人類中心主義”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悖謬性潔難等問題都得到了恰切而又深人的探討。作者認為:“所謂非人類中心論本質上仍然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是對否定原始人類中心主義的新的人類中心主義的否定，也是對新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理性反思。……未來的人必然是世界性的人，未來的世界則必然是人的世界。人類中心主義作為人類的生存法則，必然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價值選擇。”因為有了對文化哲學研究的生存論基礎的人學奠基，作者對這些問題的批判性分析呈現出一種理論研究所不可或缺的邏輯一貫性，而這是在以往的文化哲學研究者那裡很少見到的。

文化哲學研究必需在中國問題語境中展開，由此才可能凸顯問題研究的現實意義。這是《走向文化哲學》已經有所涉及但明顯還需大力推進的一個問題。實際上，作者對於自己的中國身份和自己研究的中國語境還是有著相當的自覺的，這既可以從該書的第三章即“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看得出來。然而，無庸諱言，這是全書中較弱的一個部分，需要作者在后繼的研究中大力推進之。因為在我個人看來，“中國的傳統文化”一章更像是在探討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前提和文化抉擇問題，而絕非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文化學(人學)闡釋，前者固然有著顯而易見的現實意義，但后者無疑會帶來全書主題的深化和拓展。綜上所述，《走向文化哲學》是一部頗富啟發性的哲學著作，值得一讀，因為它一方面以“人”釋“文”，是了解文化哲學研究和進人文化哲學研究的可靠向導;另一方面又以“文”釋“人”，讓我們思考人如何安身立命，棲居於文化的家園。

（作者系吉林大學哲學墓礎理論研究中心副教授、哲學博士）

原載於《中國圖書評論》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