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報告中的 “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貫穿著新論斷、新闡述、新觀點和新要求,進而體現出新思想、新成果和理論的新發展。
新論斷,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面對促進經濟增長的種種困惑,果斷地對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作出決斷。報告強調“在當代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新闡述主要體現在: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必須做到“四個著力”﹔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 “四化”融合發展道路,必須從五個方面推進。新觀點包括新提法有,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新戰略,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等等。新要求集中在最后部分展開:一定要堅定信心,打勝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場硬仗,把我國經濟發展活力和競爭力提高到新的水平。
落實新要求,實現新目標,需要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基礎上盡快解決報告所提出的核心問題,即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做到政企真正分開。為此,政府應當實現“四個退出”:一是退出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二是退出消費採購者身份(政府採購通過市場組織實現),三是退出經營性投資主體地位,四是基層政府退出產業調節者角色等。
目前,第一、二種退出力度較大,且在不斷深化和規范。第三種退出也正在逐步推進。困難最大的是第四種退出。客觀而言,這也體現了階段性國情的制約。若各級地方政府均退出產業調控,極易產生經濟發展受到影響甚至衰退的后果。但也要看到,不退的負面效應開始顯現並逐漸擴大:一個管理幅度有限的鄉鎮政府實際上無法把握產業發展的未來態勢,卻仍在制定和實施所謂的規劃,且工作重心多聚焦於產業發展規劃。從體制轉軌的目標看,地方政府的第四種退出具有根本的、標志性的功效。隻有這樣,才能真正走向“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的科學發展軌道。從現實出發,地方政府的第四種退出可先從發達地區嘗試。因為,發達地區GDP增長壓力相對減小,促進經濟增長更注重從轉變發展方式,尤其是在市場監管、社會服務上做文章。
落實新要求,實現新目標,需要突破瓶頸制約,使發展方式的轉變取得實質性進展。發展方式轉變應當聚焦於解決三個基本問題:產業升級、結構優化和生態運行。從突破瓶頸的當務之急看,可把結構優化擺在更加優先的位置。目前,我國經濟結構的主要問題集中在由產業結構的“三大失衡”所派生的三種現象上:第一,“過度依賴”現象。在總需求結構中,過度依賴於出口﹔在內需結構中過度依賴於投資,消費不足嚴重制約產業發展的空間。第二,“惡性重復”現象。一般意義上的經濟活動中,類同、重復應屬市場競爭的正常反映。然而,當前在我國的工業結構內部,過度重復、惡性競爭現象發生明顯受制於產業技術結構的低層次及其平面化,同時也與調控體系、機制不健全關聯。第三,“畸形差別”現象。發展中國家的城鄉差別具有歷史必然性,但城鄉二元結構存在於我國幾乎所有地區,這是產業空間布局嚴重失衡的結果。
面對這三大基本問題,必須在兼顧的前提下找准核心,把握關鍵性環節並作出相應的戰略性選擇。不難發現,這一核心問題就是產業升級。即在產業升級中帶動結構優化和生態經濟發展。因此,促進產業升級的關鍵因素即科技創新及其產業化,就成為整個生產方式轉變的關鍵環節。為此,我們要按十八大報告的要求,堅定不移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常務副校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