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人們對《論語》等國學經典的持續關注，對孔子“和而不同”含義的探討也成了一個熱點。這裡，筆者根據相關經學文獻，略談自己對“和而不同”的幾點理解。

　　●把“和而不同”與“和實生物”混為一談，是不妥當的

　　孔子講的“和而不同”，出自《論語·子路》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的“和”字，與《論語·學而》篇“禮之用，和為貴”的“和”的涵義相同，在周代有基於禮的原則的和順、和睦的意思。阮元《經籍籑詁》解釋說，“和，謂心不爭也”，並以“君子和而不同”為証。孔子說的“小人同而不和”，並非是對一般意義上的“同”的否定，一般意義上的“同”是沒有君子、小人之分的，孔子本人就曾說過“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衛靈公》）的話，他所反對的僅僅是“小人”那種無原則的、不辨是非曲直的“苟同”。通觀流行較廣的楊伯峻《論語譯注》等幾種注釋本，對“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理解上基本相同或相近，大體上可以表述為：“君子能夠與他人和睦相處，但不會無原則地附和、苟同他人的觀點﹔小人雖附和、苟同他人的觀點，但不能夠與他人真正保持和睦的關系。”

　　有人常把“和而不同”與“和實生物”混為一談，是不妥當的。《國語·鄭語》記史伯的話，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韋昭注雲：“陰陽和而萬物生，同氣也”。史伯又說“以它平它謂之和……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韋昭注雲：“謂陰陽相生，異味相和也”﹔“雜，合也﹔成百物，謂若鑄冶煎亨（烹）之屬”。從韋昭注來看，史伯的話主要是在講陰陽二氣以及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配合作用的。“和實生物”之說隻適用於陰陽五行范疇以及與此相關的知識體系（如中醫藥），而不能隨意把它“擴大化”，因為不是什麼事物相雜都一定能夠“生物”。從思維方式上說，不是什麼事物都可以拿“陰陽五行”來比附，譬如說，如果有人把東西方文化比作陰陽二氣，並以此為前提加以推演，就顯得十分荒唐了。

　　要而言之，孔子講的“和而不同”與史伯講的“和實生物”是兩個不同的命題，適用的領域也不一樣：一個適用於社會領域，主要是講人倫關系的﹔一個適用於自然領域，主要是講陰陽二氣或五行之間的相互作用的。這兩個命題所涉及到的基本概念是不能互換的，“混合”不等於“和睦”，“不相同”不等於“不苟同”。

　　●在封建社會裡，君臣之間很難真正做到“和而不同”

　　孔子平生十分重視君子小人之辨，同時也十分重視君臣關系。事實上，孔子所強調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也包含著君子小人之辨。因此，從君臣關系的角度來闡釋“和而不同”是很有必要的。《左傳·昭公二十年》記晏子的話說：“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在決定重大問題的時候，臣下“獻其否”來革君心之非，以免出現過失，是君臣關系“和而不同”的具體體現。《左傳·晉楚城濮之戰》中，較之楚國君臣的“不同又不和”，晉國君臣則能做到“和而不同”，群策群力。宋人遭到楚國進犯而向晉文公求救，子犯認為這是晉國與楚國交兵的良機，“不可失矣”﹔而先軫則從是否合“義”的角度明確提出反對意見及解決方案，最后為晉文公所採納。而那些昏聵之君，佞幸之臣，純粹是互相利用，當面說好話，背后看笑話，其結果正如東漢荀悅所說，“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焉”（《申鑒·雜言》）。

　　明君賢臣之間“和而不同”，是君主專制制度下較為理想的政治生態，有時他們自己也有這樣的自覺與要求。但一旦碰到關鍵的問題時，“和而不同”的情況就很難看到了。《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記載，順治十年四月下詔求言，“若所言合理，切中過失，朕不憚改”（卷七十四）。吏科副理事官彭長庚應詔奏言，認為多爾袞鞠躬任事，請求“賜之昭雪，復其爵號”（卷八十八），最后竟被順治革職問罪。事實上，在長期的封建社會裡，君臣之間是很難真正做到“和而不同”的。

　　●把“和”絕對化，是對孔子“和而不同”的嚴重誤讀

　　有的人在闡釋“和而不同”時，常征引《左傳·昭公二十年》所載晏子“和如羹焉”、“聲亦如味”的話。的確，像五音中的宮、商、角、徵、羽，屬於同質內的差異，是“同中之異”，因而是容易調和的。但是，並非所有的差異都能產生“和”的效果，在一首二胡協奏曲中突然插進小號聲，在一個歡快的宴席上忽有一人掩面哭泣，差異固然是差異，但形成整體的“和”了嗎？許多人還有意無意忽略了另一種“不同”，即異質的、對抗性的不同，比如說一方堅持正義，對方為非正義，就屬於這種性質。對於同質的差異，容易通過求同存異而達到“和”﹔而對於異質的不同，要達到“和”就比較困難，隻能根據公理與常識選擇恰當的解決辦法。許多人在引用或理解“和而不同”時，不把同質的差異與異質的不同加以區別，使人不能正視矛盾，影響了問題的解決。

　　片面講“和”，把“和”絕對化，是對孔子“和而不同”的嚴重誤讀。孔子講的“和而不同”的“和”，其涵義中是應當包含著符合公理、道義的原則的﹔一旦“不同”超過了“禮”的規定性，“和”就失去意義了。孔子生當禮壞樂崩之時，面對季氏“八佾舞於庭”，他曾發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倫語·八佾》）的憤激之語，也就不再講“和而不同”了。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有子又補充道：“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一味地為“和”而“和”，非君子之正道，是行不得的。《論語·裡仁》篇記孔子之言說：“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好惡的標准是“好仁者，惡不仁者”。可見，孔子對他人的好惡、褒貶都遵循道義的原則，他不會以“和”為由回避矛盾，也不會以虛假的、表面的平衡來掩蓋矛盾。

　　●理解“和而不同”不宜用“賦詩言志”的方式

　　有人提出，孔子的“和而不同”包含著微言大義，也應當能夠像《詩經》那樣被用於“賦詩言志”，從中翻出新意，雖可能存在紕漏曲解，卻也有助於傳統文化的豐富與發展。此說似乎有一定道理，舊瓶裝新酒也不失為思想創新之道，但是，從語言表達的角度來說，並不是表述什麼內容都適合用這種“賦詩言志”的方式，涉及到比較關鍵的理論問題時，還是應當把具體涵義說清楚為好——說清楚你所謂的“不同”具體指什麼，說清楚這些“不同”對“和”有哪些正面、負面的具體影響，說清楚是“真和”還是“假和”。

　　大概正因為人們解讀《論語》時濫用了“賦詩言志”、類比推理的思維方式，一些人對“和而不同”涵義的理解與闡發，完全脫離了孔子的整體思想，似乎沒有善惡美丑，沒有“對”與“不對”，隻有“同”與“不同”。這種缺乏聯系與整體認識的觀點，顯然沒有把握孔子學說的精義，也容易造成某種認識上的誤導。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正確理解孔子講的“和而不同”，對於恰當處理不同性質的人際矛盾與沖突，以及建立不違背道義原則前提下的協同、合作關系，都是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的。

　　（作者為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