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學哲學與文化哲學總是被人們在多種意義上來理解，但如果從思維方式上來理解哲學，那麼科學哲學與文化哲學就隻能作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的理解、作哲學觀的理解。這樣，對科學哲學的追尋與批判以及人類對人的本質認識的發展、人類需要的發展、人類思維的邏輯都使從科學哲學到文化哲學的轉向成為二十一世紀哲學觀的新變革。
關鍵詞： 哲學﹔科學哲學﹔文化哲學﹔人的本質
作為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的科學哲學與文化哲學
關於科學哲學人們通常只是把它作為與政治哲學、經濟哲學、歷史哲學等相並列的一個哲學子學科，像人們理解的政治哲學是關於政治的哲學思考、經濟哲學是關於經濟的哲學思考、歷史哲學是關於歷史的哲學思考，它們分別以政治、經濟、歷史為其研究對象一樣，認為科學哲學是人們關於科學的哲學思考，是以科學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哲學分支學科，它研究科學作為一個整體的一般特征和規律性的問題以及各門自然科學中存在的問題，是對科學的產生、發展、邏輯結構、語義構成、一般方法等規律的研究。如《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科學哲學條目就對科學哲學作了這一意義的解釋：“科學哲學作為一門學科，首先要闡明科學探索過程中的各種要素：觀察程序、論証模式、表述和演算的方法、形而上學的預設等等﹔然后從形式邏輯、實用方法論以及形而上學等各個角度估價它們的有效性的基礎。因此，當代的科學哲學顯然是一門分析和探討的學科！如同倫理學、邏輯、認識論（知識理論）等哲學分支一樣。”[1]（P376-377）約翰·洛西在其《科學哲學歷史導論》一書中也是在科學哲學的這一意義上把科學哲學的問題規定為：哪些特征把科學研究與其他類型的研究區分開？科學家在研究自然時應遵循哪些程序？正確的科學解釋必須滿足哪些條件？科學定律和原理的認識地位是什麼？毫無疑問這種對科學哲學的理解和解釋是符合科學哲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內容和實質的，然而，如果我們從哲學作為思維方式的本質出發，就必然要對科學哲學做出另一種理解，即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的科學哲學。其實科學的思維方式是早就存在於人類的思維之中的，但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的科學哲學是隨著科學的發展與科學統治這一事實的形成而確立起來的，因此，科學哲學盡管並不就是科學主義，但卻與科學主義有著十分密切的復雜關系。科學哲學作為一種哲學運動、一種哲學思潮、一種思維方式、一種意識形態開始於孔德的實証主義思潮，是西方哲學發展一定階段上和科學相當發展的產物。在蘇聯被稱為“英美科學哲學”，在我國被稱為“西方科學哲學”，而在英國和美國則被稱為“現代科學哲學”。由此看來，科學哲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有自己獨特的精神，它首先是一種哲學觀，同時又是一種方法論，而且也是一種思維方式。它堅持客觀主義的原則，把理性作為其唯一有力的工具，以經驗的証實與証偽作為其理論校准，強調哲學要以實証自然科學為基礎，認為“借直觀所認知的真理是一切其他真理所由之出發的根本前提。”[2]（P5）哲學應排除思辨形而上學，追求實証知識的可靠性和確切性，因此，科學哲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思維方式本質上就是自然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的哲學化。
相對於較為一致的科學哲學理解，文化哲學則在更多的意義上被理解和使用著，這一方面由於文化這一概念自身的歧義性，另一方面則更根本上源於文化的超越經驗性，這樣就使文化哲學成為“目前在哲學體系中所區分的全體分支中最有疑問和最富爭議的一門學科。”[3]（P1）但在恩斯特·卡西爾看來“一個批判性的文化哲學不能屈從於兩種解釋中的任何一種。它必須避免自然主義這塊‘錫拉巨岩’，又要避免形而上學這一大漩渦。”[3]（P95）這裡我們撇開卡西爾所意指的文化哲學不談，就會發現人們通常是在三種層面上來理解和使用文化哲學的：第一，關於文化的科學。它是指以文化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被稱之為文化哲學，從而與政治哲學、經濟哲學、歷史哲學等具有相同的意義。它具體地研究文化的發生規律、系統結構、發展模式、動力基礎以及文化的交流與傳播等，關於文化的科學本質上是把文化作為外在於人的客觀存在，探索文化自身的獨立結構和發展規律。第二，關於文化學的元理論。相對於關於文化的科學，文化學的元理論已經深入到了反思層次，也就是說，它看到了關於文化的真正研究被証明不是關於文化的研究，而是關於人及其存在的研究，因此，關於文化學的元理論意在對文化做超越於文化本身的一般性理論研究，即對文化的基本概念、模式、結構和體系進行更為深入的批判性解釋，從人、社會、歷史、民族、環境、生態等多個方面去說明文化的特性與本質，從而說明文化賴以產生和發展的基礎。第三，關於形而上學的文化哲學。這是一種狹義的文化哲學，它是一種哲學意識形態、一種哲學思維方式，一種哲學觀，它首先是人類追求自身存在與發展的產物，同時也是哲學自身邏輯生長的結果。作為形而上學的文化哲學是在反思科學哲學與對人的本體存在的認識不斷深入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它反思科學哲學的實証精神而突顯人文精神，與科學哲學把經驗作為全部哲學的基礎不同而把整體性的人作為一切的根本，尤其是人的情感、意志在人類社會發展和人類認識中的重要作用，其目的不在於人之外的物質與自然，而就在於人本身。
如果在思維方式的意義上來理解哲學，那麼科學哲學與文化哲學也就應作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的理解，也就是說，不是作“X+哲學”的慣常理解。當然作為意識形態與形而上學的科學哲學與文化哲學也就隻能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本文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才能理解和說明二十一世紀哲學觀的新變革。
科學哲學的追尋與批判
科學哲學作為人類的一種思維方式是早就存在的，但作為一種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則是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的結果。“近代自然科學是人文主義的女兒。”[4]（P473）人文主義者通過反對經院哲學的斗爭使世俗文明在宗教文明的旁邊自覺地壯大起來，近代自然科學就這樣逐漸發展，不斷前進，從中世紀的觀念中解放了出來。與此同時，科學因其形而下的關懷在人類實用精神的鼓舞下極大地滿足了人類的需要而突飛猛進，科學的強大力量在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被最充分地表現出來，並且也確實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滿足了人類的需要，人類社會的發展似乎在科學的迅猛發展中找到了通向光明的平坦大道，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一定會在自然科學的蓬勃朝氣中噴薄而出。結果是“科學的成功把哲學家們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認為，在我們願意稱之為科學的東西之外，根本無法設想知識和理性的可能性。”[5]（P196）自然科學的原則和方法正是這樣成為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科學哲學作為一種思維方式也因此而成為人們的世界觀、哲學觀。一直以來，科學被看成是唯一的知識、永恆的真理，是裁判全部文化的根據、標准和尺度，認為科學是人類全部文化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有關人類生存的所有問題都必須在一切知識的科學化中解決，經驗和實証則應該成為人類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並且我們對於科學的發展必然最后消解人類文化的其它門類堅信不疑，尤其是堅信科學的發展必然帶來宗教的最終災難，這是因為我們並不懷疑：哲學、宗教、倫理等的存在只是科學不發展的結果，“人類總是傾向於在他們還無法找到正確答案時就做出答案”，因此，“當科學解釋由於當時的知識不足以獲致正確概括而失敗時，想象就代替了它，提出了一類朴素類比法的解釋來滿足要求普遍性的沖動。”[6]（P11）當然也就隻有在科學不發達的地方才能構筑起哲學、倫理與宗教的天堂。科學哲學作為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具體到人類生活中就表現為科學的原則和方法不僅完全佔據了科學本身，而且牢牢掌握了人類生活的所有其他領域，從而使人類的日常生活與情感生活也以科學和理性為標准，以致我們在科學的原則和方法之外就根本無法想象人類文化的存在。
然而，如果天真地完全信任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哲學不僅在今天將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其實即便是在科學哲學作為意識形態佔統治地位的歷史中也已被証明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因為它無法逃脫休謨的懷疑論作為經驗論發展的結果，而科學哲學作為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的實踐在今天更把科學哲學置於人類幾乎所有文化反思與批判的中心。首先，是科學哲學實踐的現實，關於這一點任何哪怕是最簡潔的說明都會顯得多余，因為二十世紀的事實已經証明“科學界的思想對於它所要分析的具體事物是太狹窄了。”[7]（P64）人們已不僅看到了人類當今所面對的眾多困境和災難無不與科學哲學的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有關的事實：諸如生態惡化、水資源缺乏、環境污染、能源危機等。而且也已產生了眾多反思科學哲學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的理論形態、思想觀念，后現代主義作為總體上對現代主義的反思無疑是最為積極也最能打動人的其中一種理論形態和思想觀念，盡管后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反思在許多方面也無疑是走的有點過了頭，但其對科學與理性思維方式的批判卻是讓人信服的，並且所謂的生態哲學、生存論哲學以至於非人類中心論等作為后現代主義思想觀念的具體體現也都使科學和理性的思維與追求不斷地被拷問。其次，是科學哲學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自身發展的事實，“文藝復興”對宗教和神學批判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歐洲的近代科學，如果說培根的經驗論確立了客觀性的意義，所謂的“四假相說”實際上無非就是要消解人的主觀性、意志和情感的作用，那麼笛卡爾的唯理論則確立了理性的權威，“我思”所建立的正是理性的標准，這樣，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為代表的經驗論和以笛卡爾、斯賓諾莎、馬勒伯朗士、萊布尼茨為代表的唯理論就在本質上共同確立了人們對科學哲學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的信仰，因為客觀與理性正是科學哲學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的實際體現，正是它們才使科學哲學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日益內化為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本身。然而，無論是經驗論還是唯理論在一開始就存在著無法排解的疑議，因為在培根就已經看到：“人類理解力不是干燥的光，而是受到意志和各種情緒的灌浸的﹔由此就出來了一些可以稱為‘如人所願’的科學。大凡人對於他所願其為真的東西，就比較容易去相信它。”[8]（P25）當然其結果也就隻能導致休謨的懷疑以及從獨斷論中驚醒的康德用先天綜合能力來克服懷疑論的企圖，以致使康德對主體能動性的突顯成為西方哲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而唯理論在笛卡爾那裡就已出現了問題，它們並無真正的能力來說明人類的理性何以存在，而不得不求助於天賦觀念、借助於神學的余蔭，其結果也隻能是以信仰為前提的獨斷，如笛卡爾的物理學最后對神學的歸順、牛頓關於第一推動力的思想等。由是看來，科學哲學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的發展實際上在日益挖掉自己腳下客觀與理性的根基。再次，科學哲學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並無經過反思的前提，即徹底的客觀性何以可能和人類的理性如何存在的問題。人的世界一定是主觀與客觀統一的世界，而徹底客觀的世界則一定是非人的世界，在人的世界中，客觀隻能是從主觀與客觀的統一存在中抽象出來的客觀，也就是說，在人的現實世界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客觀，而一旦真的客觀了，那也就走出了人的世界，或者進入神的世界、或者進入自然的世界，這就是追求徹底客觀性的結果——必然失去人的標准，作為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的科學哲學的問題根本上就在於此。理性的神聖在於它把人與動物區別開來，但理性也因此而自大與盲目，它輕易地就使人們天真地信任理性的力量，也輕易地就使人們完全忽視人類感性的存在，作為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的科學哲學正是這樣對理性的信任，認為隻有人類的理性才是至高無上的，於是“抽象掉了作為過著人的生活的人的本體，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東西，一切在人的實踐中的物所付有的文化特征。”[9]（P71）然而，理性並不像科學哲學作為前提的那樣而存在，因為事實是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理性一開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到感性和意志的糾纏。其實，對於這一點，西方哲學在現代的發展已給予了最好的說明，首先是以叔本華、尼採和克爾凱郭爾為代表的唯意志主義開啟了現代西方哲學人本主義的先河，其后又如生命哲學、存在主義、弗羅伊德主義、哲學人類學、現象學、釋義學等，都在確証著情感、意志、欲望等非理性的存在與意義。
轉向文化哲學
對科學哲學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拷問的結果是文化哲學的轉向，其實這種哲學觀的變革在人類發展的20世紀就已開始，如1983年在羅馬尼亞召開的第十七屆世界哲學會議的閉幕詞中就通過了關於當代世界哲學的重點已經從科學哲學轉向文化哲學的宣言。而這裡之所以說是21世紀哲學觀的新變革，則是因為在21世紀文化哲學作為思維方式將成為一種主導的哲學意識形態。因為這不僅符合人類對自身認識發展的事實，而且也符合人類自身需要發展的事實，同時這也是哲學作為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發展規律的辯証法。
首先，在馬克思看來，人是全部人類活動和全部人類關系的本質和基礎，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因此，全部人類活動和全部人類關系都隻有在人的本質及本質特性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當然，全部人類活動和全部人類關系的發展也隻有在對人的本質的理解的發展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說明，而哲學的發展尤其如此，因為哲學作為“最能配得上人”學問，它集中反映著幾乎所有的人類活動和人類關系，這就意味著隻有人才是哲學最終的奧秘。從科學哲學到文化哲學實際上就是人類對自身本質認識的發展。人之作為人就在於人自身對於人這一“斯芬克斯之迷”的不斷關注與解讀。柏拉圖與亞裡士多德不僅奠定了西方哲學的傳統，而且也奠定了對人的本質理解的傳統，亞裡士多德對人的本質的理解集中體現為三個命題即“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是理性的動物”、“人是政治的動物”，這樣“亞裡士多德為人的本質下了一個經典性的定義，根據這個定義，人就是具有邏各斯的生物。在西方文化傳統中，這個定義成為一種規范的定義。它表明，人是具有理性的生物，作為有理性的生物，人由於能夠思維而同一切其他動物相區別。[10]（P59）而這一理性傳統在西方近代文化的發展中得到了最徹底的實現，結果是人的本質更多的只是被理解為客觀的方面，科學哲學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就在根本上表達了人對人的這一本質的理解。但人在本質上並不單是理性的存在物，同時它還是感性的存在物，對此，馬克思給我們提供了對人的本質較為全面的理解，“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11]（96）自由和自覺作為構成人的本質的基本維度，隻有二者的對立和統一才能真正確証人的本質。這也就是說，人不單是現實的存在而且還是理想的存在，不單是經驗的存在，而且還是超驗的存在，不單是理性的存在而且還是感性的存在，在其本質上人就不單體現為自覺的存在而且還體現為自由的存在，這就決定了我們隻有從自由和自覺這兩種維度出發才能真正把握人的全面本質，對自由和自覺任何一種維度的遺忘都隻能導致對人的片面理解，從而陷入主觀與客觀、現實與理想、自由與必然悖論的泥潭。自覺作為人的存在維度，體現著人的現實性和生命本質，它使人處於經驗的、科學的和物質性的存在之中，處於現實的各種社會關系之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同樣，自覺作為人的現實性和科學性的體現使人的存在不同於神的存在，從而使人從天上回到了地上，由神學王國進入到了科學王國，因為在神學的世界中，自由是絕對的、無條件的，是沒有任何現實性可言的，因而對於現實的人來說就隻有信仰的科學而沒有科學的信仰，當然我們也就隻有在思想和信仰中理解人的本質，而不是在現實和科學中把握人的存在。於是，隻有當自覺把我們帶入到科學王國和人學世界當中的時候，我們才能在現實的社會存在及其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中理解我們人類自身，也隻有在這時，我們才可能建立起有關人的科學而不是有關人的神學，才能像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像研究自然科學那樣來研究我們人類自己和我們人類自己的歷史。這就是科學哲學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與自覺的存在維度相反，自由作為人的存在之維，體現著人的理想性和超生命本質，是人的感性的存在，它使人處於超驗的、神學的和精神性的存在之中，它是使人類不斷超越現實性的存在而佔有人的本質的力量，也正是因為人類存在的自由之維才使人在本質上和動物劃清了界限，從而成為真正生活著而不只是生存著的人的存在。在自然的世界中，隻有必然沒有自由，隻有科學沒有神學，盡管看起來擁有無限生機，但實際上卻是一片死寂，因為在自然的世界中雖然有萬千生命的存在，但卻沒有一種有創造性的生命，沒有一種懂得對自由追求的生命，既沒有畏懼死亡的煩惱，也沒有擺脫痛苦的痛苦，它們都只是按著本性和本能存在著，而不能逃離自然界的厄運。由是，我們已可以看出沒有自覺的世界是神學的世界，而沒有自由的世界則是屬於自然的世界，隻有自覺和自由統一的世界才是真正人的世界。對人的本質的全面認識尤其是對人的感性存在本質的認識使文化哲學作為新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超越科學哲學而成為當代哲學觀的現實。
其次，人按其本性來說有多種多樣的需要，因為在馬克思看來，人的每一種本質活動和特性、每一種生活本能都會成為一種需要，按照馬克思的劃分，人的需要總體上表現為生存的需要、享受的需要和發展的需要，而按馬斯洛的劃分，人的需要則主要表現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實現的需要。但在人類發展的不同時期人的不同需要對於人類的存在具有並不相同的意義，這就意味著在人類發展的不同時期必然具有不同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因為人們的意識正是由人們的存在來決定的，“對人的精神的理解，必須植根於對人的需要的分析之上，”[12]（P274）人類在進入工業社會即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以后，人類的發展所面對的仍然是生存的需要或者說生理的需要，所謂生存的需要和生理的需要本質上是人類的存在與發展中最基本的需要、是維持和延續人類自身生命體的需要，這種需要表現在人類的實踐中就是對物質財富的佔有、對大量能源和資源的使用以及把自然和他人的對象化。當然基於客觀主義與理性主義的科學哲學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由於其在克服自然、利用自然和創造物質財富方面所表現出的特別能力而成為實現這一時期人類需要的最好的哲學觀念。然而二十一世紀的到來，使人類已不再主要面對生存的需要，因為科學哲學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最大的貢獻就在於它通過對科學與技術的發展使人類不再耽於物質財富的匱乏，最其碼是數量上的滿足，從而在總體上實現了人類生存的需要，使人類從生存的需要走向享受與發展的需要，同時，基於科學哲學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的科學與技術實踐卻使二十一世紀的人類不得不面對如此之多的精神困境，經受著如此之多的精神危機，這就更使人類的精神渴望有一個真正滿意的安樂家園，這也同樣把人類由對生存需要的追求推進到對享受與發展需要的追求。與生存的需要根本上是對物質財富的追求不同，精神則是享受與發展需要的真正實質，具體就體現在人的情感、意志的實現與滿足上，顯然，科學哲學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對情感與意志等精神性因素是無能為力的，它必然要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所超越，文化哲學對人類精神、情感和意志的特別關注及對科學哲學的批判自然就是這種新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
再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同樣也是人類思維發展規律的辯証法，文化哲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對科學哲學的否定正是人類哲學發展的否定之否定。哲學一開始就是對人的理性存在與感性存在兩者統一性的確証，科學哲學的思維方式與文化哲學的思維方式內在地統一著，不僅表現為科學在形式上與哲學、宗教、藝術的渾然一體，幾乎每一個科學家同時都是思想家、哲學家，更主要的是內容上與人的存在的統一，人文精神始終都是科學的追求，在古希臘人們的科學研究實際上也都是關於人的研究，如赫拉克裡特關於宇宙本質和規律的“邏各斯”，一方面固然是對自然的本質和規律的述說，但同時，另一方面也是關於人類社會生活的規范，與此相類，畢達哥拉斯的“數”，德謨克利特的“原子”，以及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運動”等無不在探索世界的本質與規律中因其關懷著人的生存與發展而體現著人文精神，因此，在這一時期，科學哲學的思維方式與文化哲學的思維方式統一為人類最初的哲學觀。只是到了近代，隨著分工在人類生活各個領域的展開，隨著自然科學統治地位的確立，科學哲學才作為一種主導性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從人類原初的哲學觀中獨立出來，並與文化哲學的思維方式相對立，以致於“科學方面所產生的宇宙觀壓倒了其他方面所形成的舊觀點而獨步一時。”[7]（PⅢ）然而，如所周知，科學哲學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一方面確實在解決人類基本生存方面發揮了毫無疑問的作用，但同時，另一方面它的獨斷與專制為人類的發展所帶來的問題似乎更加毫無疑問，從而集中了幾乎所有人類文化批判的最終方向。當然，否定了科學哲學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就要肯定文化哲學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因為這正符合人類思維的邏輯，即從否定A到肯定非A，盡管文化哲學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並不完全與科學哲學相對立而只是對科學哲學批判的完成。
如果把思維方式看成是哲學的本質，那麼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就是作為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的科學哲學的世紀，而從科學哲學到文化哲學的轉向則使已經到來的二十一世紀必然是作為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的文化哲學的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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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自然辯証法研究》 2003.2.P1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