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對歷史的追問實現了文化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馬克思關於人的辯証發展三階段理論確立了文化發展的三種基本形態：群體性文化，個體性文化、類主體性文化，三種文化形態規定了三種基本的社會類型：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知識社會，與三種社會類型相對應的經濟形態是：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知識經濟。其中人是根本，而社會直接地卻與文化緊密聯系。當前中國的社會轉型有三重文化背景：個體性文化是主體文化背景，類主體性文化是前瞻性文化背景，群體性文化是歷史性文化背。中國社會的發展必須與三重文化的本質規范相統一。

一、歷史的再追問

進入十九世紀以后，有著輝煌歷史與文明的中國開始在發展中越來越落后於西方國家。以往人們往往隻把它簡單地歸結為現代化與非現代化所帶來的結果，這一認識無疑是正確的，但和把樹木興旺與否的原因僅僅歸結為枝葉是否繁茂一樣，勢必不能找到這一歷史現象的根本原因。為此我們有必要再次進入中國近代的歷史，尋找社會發展更為深刻和根本的原因。

1840年的鴉片戰爭，既是中國近代恥辱史的開始，但同時也是中國近現代化的開始。中國近代社會的落后在西方發達國家槍炮聲中已經到了“瓜分豆剖，漸露機芽，尤不可擾”的地步，於是首先農民起來了，他們渴望象以往一樣通過推翻舊的封建王朝建立新的封建王朝，來拯救中國，實現民富。但十九世紀的歷史對於這樣落后的選擇是無情的，太平天國運動既是在中外聯合勢力的絞殺下，也是在其內部矛盾的作用下，更重要的是在歷史的選擇中殘酷地失敗了。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與西方國家的交往使開明的地主官僚看到了堅船利炮、工藝技巧的強大力量，認為“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1]於是在“自強”、“新政”的旗幟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以制船造炮為核心的洋務運動，企圖“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但甲午中日一戰，使洋務運動之功灰飛煙滅。這對圖強的中國人來說很是一驚，但驚后仍需思考：船堅炮利，工藝技巧並非西洋“命脈之所在”，而只是其“形而下之粗跡”，“其命脈雲何？苛扼要而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偽而存真，於刑政則廢私以為公而已” [3]，“中國所以不可以為者，由上權太重，民權盡失” [4]。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是從和平與流血的兩種方式對這一思想的實踐。由器技強國到改制救國確是認識上的進步，但無論如何都是沒有觸及根本，最終戊戌變法成了百日維新，辛亥革命成了驅逐皇帝。人們隻能再次進行深入的思考，尋找救國富民的根本道路：“中國近百年來的危機，根本上是一個文化的危機” [5]，“今日中國的問題，……其最內在的本質是一個文化問題” [6]。意義深遠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便在這樣的條件下產生了，“我們以為改造中國── 即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 應有三種的步驟：本科學的精神，研究現代思潮，使中國人對現代思潮的趨勢有一個明確的觀念﹔……”[7]。十月革命的炮聲，最終使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題，馬克思主義向中國傳播的完成使中國社會的發展開始了根本性的變化。

器技強國── 改制救國── 文化革命，是中國近代化由末入本的坎坷路徑，在不斷的失敗中探索，最后找到“文化”這一社會進步的根本。如果我們再追尋一下西方近代化的軌跡，文化的價值就會顯得更加明確，與中國被迫的近代化相反，西方的近代化則沿著思想啟蒙（文化革命）──社會革命（改制）──工業化（器技強國）的道路而向前發展。

總之，無論是中國近代化的社會實踐，還是西方近現代化的歷史，都說明了文化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我們固然不能完全認同“未來世界沖突的根源將不再是意識形態或經濟利益的，人們的巨大分歧以及沖突的根本來源將是文化的”[8]，但文化對於社會發展的前導性價值卻是不容置疑的，它對社會的規范也使我們在社會轉型期不能不加強對它的研究。

二、最廣義理解的文化

文化作為與人類自身的存在與發展最緊密聯系的問題所具有的無比豐富的內涵使人們對文化的理解千差萬別、聚訟紛紜。據說從1871年到1951年的80年間有關文化的定義就有160多種，而近年來國內外有關文化哲學研究的熱潮中出現了更多對文化不同的理解。對文化理解的不同主要源於不同的學者所研究問題的側重點不同：如英國著名人類學家泰勒（E.B.Tylor）認為文化“是一個復雜的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而獲得的任何能力和習慣” [9]。與中國古代“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10]的文化理解相似，日本學者岩崎允胤則認為，“文化是人作為主體作用於客體，將自己對象化於客體，從而將現實作為我的東西來佔有的這種活動，同時也是活動的成果﹔而且，是包含著這種活動成果的過程” [11]。 中國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唐君毅在其《心物與人生》中提出了“一切人類文化，皆是人心之求真善美等精神的表現，或為人之精神的創造” [12]這一有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文化內涵。與對文化定義理解的千差萬別相應是人們對文化類型的劃分及其劃分標准的千差萬別：梁漱溟在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以地域為特征將人類的文化劃分為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印度文化等三種基本文化﹔英國學者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則根據宗教將人類的文化劃分為二十一種類型﹔而美國學者亨廷頓在其頗有影響的文章《文明的沖突》中得出了六種文明類型的劃分。

可以這樣說，每一種文化的理解都有其自身的根據，同樣每一種文化的理解也都有其自身的不足。但這並非問題的根本，關鍵在於我們用我們的文化理解對問題的解決。所以在此本文的目的並非要建立一種統一的文化觀抑或是文化類型的劃分，而是假以對文化的理解來探討社會發展的基本選擇的前提。

文化本質上講是人的存在方式，最廣義的文化應該是關於人的一切內容，它“不僅是思想觀念的問題，而且是歷史地凝結成的穩定的生存方式，每一時代或每一民族自覺不自覺地普遍遵守的佔主導地位的生存方式” [13]，包括人的價值追求、思維方式、道德信仰、思想觀念、生活習慣以及交往方式等綜合而成並穩定於人類一定歷史時期的人類存在。其中核心是道德信仰和價值追求。

三、人的辯証發展與文化形態

“對人類的真正研究將被証明不是關於人的研究，而是關於文化的研究” [14]。同樣，對於文化的研究也不能單純地從文化本身去研究，而應該假借於對人的研究去發現文化的真正意境。因此，文化的辯証發展隻有在對人的辯証發展的研究中才能彰明較著。

人作為理性的存在物與其他一切存在物一樣都在否定之否定的辯証規律中向前發展，由猿到人的轉變完成至今，人的發展經歷了肯定── 否定── 否定之否定的辯証發展過程，與這一發展過程相對應是人的發展所經歷的三個階段即：“人的依賴關系”階段﹔“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和“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階段[15]。

人的依賴關系階段，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與社會形態的歷史劃分相對應包括封建社會及其以前的人類發展。人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活動著，依賴性是這一階段人的最本質特征。而對土地和血緣情感的依賴，對人的異化存在的依賴，對人化自然的依賴等則是其依賴性的表現，經驗、傳統、習慣、服從佔據著幾乎每一個人的心靈，人的欲望、激情、沖動、創造性如果離開別人的引導，就會變得如強壯有力的瞎子一樣無所適從，理智的價值僅僅在於在行動之前到記憶中尋找以往的經驗、習慣和傳統以作為行動的根據，或者用來檢驗行動本身與別人的引導還存在多遠的距離。“沒有大量的習慣、傳統、慣例，生活就不能順利地展開，人的思維就不能迅速地（往往是絕對必要的）對外部世界作出反響” [16]。自由自覺的人徹底被自在自發存在的人殺死，人從未如此徹底地失去人自己。群體性文化正是人的依賴關系階段的文化形態，也是人類社會最初的文化形態。

隨著自然、人類社會的發展，人自身也不斷向前發展，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的出現是人在發展過程中對人的依賴關系階段的人辯証否定的結果，依賴性雖然使人獲得了生存而不至於死亡，但並沒有使人生活得更自由，甚至也沒有使人能更多地避免災難，依賴性使人的奴隸性存在一旦達到了極限，個人的獨立主體性便擔負著否定人的依賴性的歷史使命登上舞台。而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科技革命的不斷發生，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和征服世界能力的加強則大大加快了這一人的歷史進程。尤其是人的主體性的覺醒，把人從上帝、自然、集體、國家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個人主體的獨立性是人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的基本特征。在歷時間上這一階段對應於社會形態的歷史劃分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及其以后。作為對人的依賴關系階段的人的否定，在人的獨立性階段，人的本質特征表現為創造、開放、自主與征服。人的欲望、激情、沖動與創造性雇佣自我的理智為向導，高揚個人的獨立主體性以實現對自我的充分佔有。“無論是對你自己或對別的人，在任何情況下，把人當作目的，決不是當作工具” [17]，“此在的‘本質’在於它的生存。所以，可以在這個存在者身上清理出來的各種性質都不是‘看上去’如此這般的現成‘屬性’，而是對它說來總是去存在的種種可能方式，並且僅此而已” [18]。歐洲中世紀以后的文藝復興結束了上帝對人的統治，從而結束了人的彼岸性實現了人的此岸性，而資產階級思想啟蒙運動的最后完成，則從根本上實現了人對人自身的復歸。走出了人對人自己的依賴性，人的獨立性在人之外找到了它的實現形式即通過佔有物的形式佔有自己。個體性文化就是人的獨立性階段的主體文化形態，也是在人的發展基礎上對群體性文化的否定。

獨立性的人對依賴性的人的否定，並沒有使人真正獲得獨立，只是把對人的直接依賴轉化成了通過物對人的間接依賴，一方面物對人的統治代替了人對人的統治，另一方面，人對非人的剝奪代替了人與非人的共處。結果，人在人的解放歷程中，遭受了與人的世界相同的命運，人對自然與社會的剝奪最終導致了自然與社會對人的剝奪，主體性的充分張揚使人沒有獲得任何關於人自己的主體性，“啟蒙一直旨在將人類從恐懼中解放出來，並建立人的主宰，但充分啟蒙了的世界卻彌散著勝利的災難” [19]，體現在人擁有充分的物質生活，但在充分的物質生活面前卻普遍感到無所適從，空虛、孤寂、無望與厭倦象附體的魔鬼一樣折磨著每一個人，顯然，人如果不把自己從這種“勝利的災難”中拯救出來，就無法選擇生存。“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階段”，是人在發展過程中自我超越的又一次勝利，“自由個性”階段是人類目前所能認識的人的發展的最高階段。首先產生於現代化已有充分發展的西方國家，發展中國家因受現代化充分發展國家的影響，“自由個性”的人也已有存在，但無論是現代化充分發展的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自由個性”的人都還沒有佔其主體。在“自由個性”階段人的本質特征表現為對類主體的關懷和日常生活行為的自覺化，追求“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追求“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証，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 [20]。人與人的存在越來越走向統一，人與自然的對立趨於終結，整個人類的生存及其與自然的生存擁有共同的命運，區域性、局部性的集團、民族、階級、國家越來越與整個人類的利益取得一致。顯然，類意識是這一階段人的最根本意識。對現代化進行理性反思的后現代主義在一定意義上正是“自由個性”的人類意識之光。至此，類主體性文化作為文化辯証發展的第三大形態，伴隨著“自由個性”的人的產生也就產生了。

四、社會的文化規范

人是文化的存在，而文化是人的存在，因此，文化的本質與人的本質是統一的﹔人是社會的人，而社會是人的社會，因此一切社會存在隻能以人的存在為根本，但是，直接地，社會存在卻是存在於文化之中的。與到目前為止存在的三個階段的人相適應所產生的三種文化形成了人類社會在各個方面都有較大差異的三種類型即：農業性社會、工業性社會和知識性社會。

農業性社會是群體性文化的產物，適應於依賴性階段的人，群體性文化的最大特征是服從性。泥古非今，封閉保守，經驗傳統是群體性文化的主體思想觀念﹔而其價值追求與道德信仰則體現為上帝、社會、國家、集體等存在的極端張揚和個人性的極端泯滅，“我屬於上帝”、“我屬於城邦”的觀念牢固地扎根於每一個人的心靈﹔群體性文化的服從特征也形成了人們恪守經驗、因襲傳統、樂安懼變的生活方式與生活習慣，“安土重遷，黎民之性”是對土地的依賴，“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是對血緣情感的依賴[21]。最終根基於人，而直接地生長於群體性文化基礎上的農業性社會便形成了這樣的特征。政治制度上的君主專制制克服了人自我主體意識的缺失﹔經濟制度上的自然經濟統一於自然對人的統治﹔整個社會管理的前提思維即“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 [22]為人治的社會管理原則提供了最可靠的人性基礎﹔家庭中的封建家長制、封建禮教、三綱五常成為維系家庭、社會的紐帶，統治著上至君主下至黎民每一個人。群體性文化的服從性體現在社會生產上則形成了農業性社會採摘耕種、四季輪回、靠天吃飯的農業經濟，人作為自然的產物接受著自然的統治，這是人對自然的原始勝利，人作為社會的產物消亡於社會，這是人對社會的勝利。

工業性社會的誕生是人對自然的徹底勝利，不僅控制了自然，而且創造了自然，同時也是人對社會的徹底勝利，人不僅從社會中拯救了自己，而且凌架於社會。這一切都離不開以人的獨立性階段的人為基礎的個體性文化。個體性文化的特征是以個人主體意識的高揚為基礎所形成的競爭，體現為對人的克服、對自然的掠奪。與群體性文化相對立，追求、創造、理性代替了經驗傳統、封閉保守而成為人類文化的主體思想觀念，從而人的創造性、生命本能在競爭的壓力下得到充分的展示。在價值追求、道德信仰上，個體活動佔據了整個舞台，個人完全反叛了社會、集體、國家與上帝而成為一切的主宰，“唯有我才掌握著‘真理’的准繩，我是唯一的仲裁者” [23]、“我隻屬於我自己”、“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個人主義觀念幾乎統治著每一個人，英國的政治學家霍布斯用“人對人是狼”生動地表述了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實質，自由、開放、變動不居、超越經驗、尋新獵奇成為最具有魅力的生活方式，最好的生活習慣隻能是沒有任何習慣。個體性文化的競爭建構了工業性社會的主體框架，滿足於個人主體意識的高揚形成了民主制的政治制度﹔在經濟制度上市場經濟代替自然經濟完全是個人獨立性充分發展與個體創造性和生命潛能膨脹的結果﹔民主的管理方法和思想不僅主導著社會而且也主導著每一個家庭的生活﹔奠定在天賦人權、主權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礎上的“法治”對“人治”的戰勝則標志著人對人依賴的終結。工業生產取代農業生產成為社會生產方式的主導，其實質正是人對自然的勝利，個體性文化的人天相爭使生產不必再完全處於自然的控制之下。生物個體的快速發育與克隆，人對自然的不斷創造，如果說農業生產的本質是自然的，那麼工業生產的實質則完全是人的，至此，工業經濟取代農業經濟而成為社會的主導經濟形式。工業性社會對農業性社會的勝利正是個體性文化對群體性文化的勝利。

不論是農業性社會還是工業性社會都是此在與其它存在兩極分裂對立的單極社會。因此，工業性社會雖然使人擺脫了對人的直接依賴，但是把這種依賴直接建立在了“物”上，這樣，個體性文化並沒有使人與人的世界和睦相處，“人創造了種種新的更好的方法以征服自然，但他卻陷入在這些方法的網羅中，並最終失去了賦予這些方法以意義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卻成了所創造的機器的奴隸” [24]。這表面上看來是工業性社會的政治、經濟及生產帶來的惡果，但在根本上卻是基於獨立性的人基礎之上的個體性文化的產物，后現代主義、可持續發展觀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對個體性文化這一后果的回應，類主體性文化正是否定個體性文化后文化辯証發展的結果。類主體性文化雖然在目前呼聲頗高，但並沒有凸現為當代社會的主體文化形態，而且也沒有最后形成，因此，關於類主體性文化任何太過具體的描述都是可笑的。不過，類主體性文化的總體圖景卻是可以在當下的文化變遷中得窺一斑。類主體性文化作為對個體性文化和群體性文化的揚棄，是一種自覺的文化，個體意識自覺地統一於類之中，同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25]，人真正地佔有了自己的本質，從而實現了日常生活的人文自覺，“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 [26]，與個體性文化和群體性文化的對立本質不同，和諧統一戰勝了一切。類主體性文化使人類生產一改傳統農業性社會和工業性社會生產的損耗與掠奪性，實現了生產的增益性，取代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的知識經濟對掠奪自然、耗費資源、破壞環境、毀滅人類行為的否定，標志著知識性社會的來臨，以知識為基礎的知識經濟也展示了其在知識性社會中勃發的生命力。知識以相對於資源、能源、勞動力的卓然優勢使其取代其他一切成為知識性社會唯一重要的價值，這就要求一切的人類行為都必須與知識建立最廣泛而又最密切的聯姻。

五、三重文化背景下的中國社會轉型

“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有三重文化背景：西方工業文明背景下的科學理性精神﹔以檢討理性為核心的20世紀文化精神和中國農業文明背景下的傳統文化” [27]。實質上構成中國社會轉型背景的三種文化也就是群體性文化、個體性文化和類主體性文化。其中個體性文化構成了中國社會轉型的主體文化背景，類主體性文化構成了中國社會轉型的前瞻性文化背景，而群體性文化則是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文化背景。

個體性文化在西方是隨著文藝復興而萌芽，發展於資產階級思想啟蒙運動之后。而在中國思想啟蒙則始於20世紀初民主與科學等理性精神的輸入而興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歷經延安整風運動、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及至黨的十四大、十五大基本完成。由農業性社會向工業性社會轉型的思想啟蒙的基本完成使個體性文化最終取代群體性文化而成為當前中國的主體文化，中國的現代化正是在這種主體文化背景下展開的，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等實質就是要實現與個體性文化規范的統一，從而真正地把政治、經濟、教育、法律、倫理等建立在個體性文化所反映的人性基礎之上。張揚個人主體性、增強創造性、鼓勵競爭、激發個體生命潛能、以促進形成思想開放、富於進取、勇於創新的個體是中國當代社會發展的必然前提。

類主體性文化作為具有時代前瞻性的文化形態，仍具有當下的實踐意義。“我認為我們不要將現代性及其計劃作為一項失敗的事業放棄，而是應該從那些過分的，試圖否認現代性的綱領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28]，哈貝馬斯對后現代主義的評價實際上給我們提供了一種關於對待類主體性文化的態度。“我們是本世紀的哲學同時代人，而不是本世紀的歷史同時代人” [29]。思維可以超越歷史，但歷史不可以超越時代，類主體性文化是文化辯証發展的未來形態，隻要還沒有真正主導我們的時代，那麼它的價值就隻能存在於對現代性的理性反思以及對個體性文化的極端的克服之中，而不能成為否定現代性的客觀力量。尤其在中國現代性並未完全展開，個體性文化尚未走出最后的寓所，類主體性文化的意義就隻能是前瞻性的。因為，隻有個體性文化的充分發育才能為類主體性文化的成熟提供前提。

群體性文化在世界范圍已走到了歷史的盡途，但在中國仍然以歷史的積澱而成為中國社會轉型的一重文化背景。群體性文化作為正在被克服的文化和落后的農業生產方式一樣阻礙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而且這種阻礙力量隻要群體性文化不被完全克服就不能最終消除，因此，“如果我們想通過一種有意義的方式得到拯救的話就必須進行一場真正有創造力的全新的運動，一種最終在整個社會和全體個人意識中建立一種新秩序的運動”[30]。這種全新的運動就是用個體性文化對群體性文化的存在進行最后的滌除，使富有追求、創造、激情、理性的個體性文化牢固統治每一個人，從而，確立起我國工業性社會的人性基礎與文化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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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求是學刊》2001.3.P2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