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學的危機是近代科學與人文分裂的產物，實質是科學的文化危機，科學的功能在於描述與規范的統一，因而，科學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就在於科學的文化復興。

關鍵詞： 科學﹔科學的危機﹔文化

科學一開始就是文化的存在，它與哲學一道確証著人的本體。只是到了近代，隨著科學與人文這一人的本體的分裂與對立，科學與理性才開始樹立起現代形態的大旗。現代科學的誕生過程是科學自身不斷顯示力量確立霸主地位的過程，同時，也是科學自身否定原始存在反叛文化的過程。但在這個方向上，科學向前每邁出一步，科學也就越深一步地陷入困境，結果是科學在無所不能的同時，不能使自身的存在成為可能，科學越神聖，它就越被詛咒。科學的危機自科學誕生以來第一次如此地突顯在人類面前。這樣，反思科學就成為當前幾乎所有思想家與科學家的理論視點。然而，來自維柯、赫爾德、狄爾泰乃至當代胡塞爾等的人文轉向努力昭示科學的危機本質上不是科學自身價值的危機，實際上，它是科學和科學之后的文化危機，即科學的無人危機。本文試圖通過科學的文化還原，說明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的基本功能，從而使科學找回失落的人，完成科學的突圍。

（一）

科學一開始就是文化的存在，不僅表現為形式上與哲學、宗教、藝術的渾然一體，幾乎每一個科學家同時都是思想家，更主要的是內容上與人的存在的統一，人始終都是科學的追求，在古希臘人們的科學研究實際上都是關於人的研究。赫拉克裡特關於宇宙本質和規律的“邏各斯”，固然是對自然的本質和規律的描述，但同時，也是關於人類社會生活的規范，故而，赫拉克裡特的思想在西方倫理學中被稱為“宇宙主義”。與此相類，畢達哥拉斯的“數”，德謨克利特的“原子”，以及伊壁鳩魯關於“原子偏斜運動”等，無不都是托物詠志，在探索世界的本質與客觀物質世界規律和結構中實現他們對人的關懷。即便是處於近代入口的霍布斯，他關於物質本質及其運動的力學和幾何學論証，所體現的最終仍然是文化的追求，盡管帶有明顯的時代局限，但這一點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否定。科學的這種與文化的未分化狀態本質上體現著人的本體的原始統一，即科學與人文的一化。因而，在這一時期，任何存在都是文化的存在，人不單是萬物的尺度，也是萬物的靈魂，科學自然也不例外，始終都是為人的存在。

到了近代，隨著人的本體狀態科學與人文的分裂對立，在各個領域都出現了精細的分工，與此同時，科學也開始獲得了獨立的形式，從文化的存在中掙脫出來，進行科學自身的發展。近代科學的發展過程既是科學迅速成長的過程，也是科學越來越遠離人的過程，從文化中獨立出來的科學，“抽象掉了作為過著人的生活的人的主體，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東西，一切在人的實踐中的物所付有的文化特征” [1]，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尤其是在探索自然界，征服自然界方面展示了相對於人文的巨大無比的力量。蒸汽機的發明、電的發現、核能的開發、太空漫步、多利羊的誕生等這一系列重大的科學進步，都很充分地滿足了人類自身的物質需要。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滿足了人類至高無上的自尊和虛榮，人們把科學和科學的應用擴展到整個世界。“科學的成功把哲學家們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認為，在我們願意稱之為科學的東西之外，根本無法設想知識和理性的可能性。”[2]從此，科學與人文的分裂對立達到了極致，人變得支離破碎，幾乎一切實証科學家都對形而上學蔑視和排斥。人的科學本質得到了極大的豐富，而人文本質卻極端缺失，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佔據了人類思想的幾乎一切領域。然而，辯証法總是在對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著否定性的理解，在科學的每一重大進步中，我們都可以發現所伴隨的人的生存的喪失，內燃機的發明擴大了人的生存空間，卻使人的生存空間從此變得喧囂和狹窄﹔核能的開發使人擁有了無窮的力量，卻使人始終籠罩在核污染、核威懾之中﹔化肥的使用，轉基因的成功極大地增加了人需要的糧食的數量，卻極端地降低了人需要的糧食的質量，科學正在把一切都變為可能，卻唯獨把人的存在變得如此漂泊不定。科學頭上的靈光圈越燦爛，人的生活世界就越暗淡。當今科學的危機已成為不爭之實，“過去幾年的事態促使人們用批判的眼光對科學在社會中的功能進行審查。”[3]然而，科學的危機本質上並不是科學自身未來發展的危機，胡塞爾認為，實質是科學世界和生活世界關系的危機，這也就是說，科學的危機實質是科學和科學之后的文化危機，說到底是科學和科學之后無人的危機，是科學自身失去作為人的存在方式這一本體的結果。具體地說就是科學的無人危機，科學之后的無人危機和科學家的無人危機。

所謂科學的無人危機，即科學的文化危機，是科學失去其本體——人的必然結果。人作為科學的本體是科學生存與發展的根據和靈魂，它決定了科學的意義世界隻能是人的生活世界，科學的終極關懷乃至一以貫之的關懷隻能是人的生存與發展，科學的生命不可能在沒有人的世界中得到升華。然而，近代以來的科學卻走著愈來愈遠離人的發展道路，在這條道路上科學不斷地丟掉人本體而確立科學的自體本體。“實証科學正是在原則上排斥了一個在我們的不幸的時代中，人面對命運攸關的根本變革所必須立即做出回答的問題：探問整個人生有無意義。”[4]於是，經驗、實証、客觀、理性、知識與力量構成了神聖的科學精神，自然界的改變，新的發現、數量的爆炸等置人的生存質量和未來發展於不顧而成為科學的至上追求，人完全被關閉在科學的世界之外，其結果是科學成了科學的科學，而不是人的科學，科學的發展雖然確証了科學的存在，而卻消解了人的存在。科學之后的無人危機則是指科學在技術化之后，技術的無人危機，也即技術的文化危機，眾所周知，技術的雙刃劍，自近代以來，延承了科學的文化危機，閃耀的光芒是由於對人及人的生活世界的遺忘而充滿著物欲的無限沖動，無窮的佔有物，不停的生產物，改造自然，掠奪自然，人被淹沒在無窮無盡的物欲之中，這樣，人通過科學佔有了物，而科學通過其產品技術卻又最后剝奪了人，在這裡不是人的需要決定技術，相反，而是技術的發展決定人的需要，技術完全失去了人性的光芒，摧毀了人安逸的家園，使人不得不在技術的都市中漂泊流浪。最后科學家的無人危機，同樣也是科學家的人文危機和文化危機。它是科學家和人文學家分裂的結果，當然也是失去人的科學的產物。隻見事實的科學造成了隻見事實的人，近代科學家的最大悲劇恐怕就在於其人文精神的缺失。科學家的使命和追求似乎隻在於科學本身，在客觀的事實和科學之外，人的生命、自由、意志、情感等很難真正進入科學家的視野，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從來不會真正成為他們從事科學研究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其結果又進一步導致了隻見事實的人造成了隻見事實的科學。

（二）

科學本身就是文化的存在，只是到了近代隨著科學與人文的分裂與對立，科學才“被看成為某種超出人類或高於人類的本質，成為一種自我存在的實體，或者被當作是一種脫離了它賴以產生和發展的人類的狀況、需要和利益的母體的”[5]存在而實証化，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馬克思指出“說生活有它的一種基礎，科學有它的另一種基礎——這根本就是謊言。”雖然自康德以來，人們已經開始了對科學的反思，然而，科學的文化復歸卻是開始於本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科學哲學家庫恩，他把科學納入社會——文化的視野，從此打破了邏輯理性主義和純粹實証主義的科學觀，再次確立了科學作為人類社會一種獨特文化形式的地位，於是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的基本功能就重新成為科學哲學的理論觀照。

隻要論及科學的功能，人們總是首先想到探索自然界、改造自然界、創造大量滿足人類需要的物質財富，往往把科學與技術等同起來，而忽略科學與技術的差異。事實上，科學與技術有著本質的區別，科學沒有技術所必須有的功利性本質特征，技術如果喪失了應用價值理所當然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據。而科學則不同，科學的直接價值存在於是否正確地反映和說明了客觀物質世界及客觀物質世界的運動規律，這樣科學就有了真假，而技術則只是具有應用性。科學與技術分屬於兩個不同的層面，科學更為基礎，是根，而技術則只是科學大樹上結出的果實。因而，我們通常所說的科學的功能大多應歸屬於技術，或者至多可以說是科學的后功能。在我們清除了科學的后功能之后，我們就會發現科學本身作為人的本體存在形式之一的基本功能即描述和規范的統一。

描述作為科學的基本功能之一，是科學最原始最本質的功能。所謂描述就是通過一系列活動揭示說明客觀物質世界的本來面目，發現客觀物質世界的結構、運動規律以及各種特性，它“是一種歷史悠久的努力，力圖用系統的思維，把這個世界中可感知的現象盡可能徹底地聯系起來，說得大膽一點，它是這樣一種企圖：要通過構思過程，后驗地來重建存在。”[6]描述本質上是客觀世界主觀化的過程，是客觀物質世界的本質與現象在主觀世界的再現，它體現了主觀與客觀之間的統一關系。從原始的與人文渾然未分的科學、經近代高揚科學主義的科學，到現代的科學，無論科學的其他功能如何發生滄海桑田的變化，描述作為科學的存在依據始終一貫是科學的首要功能，並且承擔著科學的全部榮辱興衰。並且，技術也是在科學描述的基礎上獲得了與科學同等重要的地位，在現代社會中成為人類歷史發展的一支極為重要的力量。然而，事情卻總是不能變得完美，科學與技術的聯姻一方面滿足了人類的無限發展，而另一方面，又近乎殘忍地剝奪了人的發展，科學與人一樣都陷入了現代社會的二律背反。

描述作為科學最本質的功能是任何關於科學的理論都所認可和重視的，而科學的另一基本功能規范則往往被擱置一邊。描述的對象是客觀的物質世界，而規范的對象則是人和人類社會，是人的生活世界。科學的規范功能源於人的確定性尋求的本質，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總是要在日常生活世界之外的確定性存在中尋求對生活世界的規范，而科學對象的客觀性則正好體現著這種追求。隻有在這種客觀性中，我們才能“像感到在家裡一樣，並且可以獲得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能達到的安定。”[7]隨著生活的科學化由自覺向自在的轉化，科學對人與人類社會的規范功能就愈益突現出來。科學最經常而又最普遍的規范功能是通過科學的描述，不斷由人的自覺形式轉向自在自發的形式，由外在而內在地規范和調整人們日常生活的節奏、習慣、內容和方式，主要表現在科學對人們衣、食、住、行、生活環境等基本層面的影響，尤其是二十世紀中期以來，人們的日常生活幾乎全部都要在科學的描述中找到依據，幾乎全部都要按照科學描述提供的規范進行，如飲食習慣、行為方式、住房設計、外出旅行等無不在科學觀照之下確立自己的規范。人類社會的結構、秩序和運行規律的規范也可以在科學的描述所揭示的客觀物質世界的結構、秩序和運動規律中找到根據，這是科學規范功能在較深層次的體現，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的發展規范同樣也可以在科學所描述的世界圖景中找到范式。因此，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模式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對科學描述對象的反映，同時也往往是以科學的描述作為自身存在的根據。科學規范功能的最高體現則存在於人的信仰、觀念、思維方式等思想領域，“哲學家隻有從自然科學家的世界圖景出發才能達到他的世界觀”，奧地利哲學家維也納學派的創立者石裡克說明的正是科學的這一規范功能。它是科學最不經常而又影響最大的功能領域，所謂最不經常的功能領域就是指並非所有的科學發現都會帶來人們的信仰、觀念和思維方式的變化，隻有那些在科學領域具有哥白尼式的革命才能規范人們新的信仰與觀念。而所謂影響最大則是指這種科學的規范功能所影響的是世界觀層面的，這種規范功能一旦發生，其結果必然最后滲透到科學規范功能的前兩個領域，從而發生全面而徹底的人和人類社會的革命。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科學方面所產生的宇宙觀壓倒了其他方面所形成的舊觀點而獨步一時，”[8]在生活世界日益科學化的二十一世紀，科學的規范功能也必然要產生更根本、更全面的影響。

科學的描述與規范兩大基本功能實際上是科學存在的本質依據，描述是科學的本體，是科學存在的可能性前提，也是規范功能的物質基礎，反映著外投的人性。而規范則是科學的實踐功能，是科學存在的必然性前提，也是描述功能的意義基礎，反映著內投的人性。描述與規范二者統一確証著科學的存在。

（三）

結束了對科學原始存在、以及科學的分化、危機和功能的認識之后，剩下的任務就是科學的突圍，即科學的文化復興。事實上，科學的文化復興不是一項新的歷史課題，只是在科學危機的今天，被科學生命的拯救賦予了更為迫切的意義。正如新人文主義者喬治•薩頓在其《科學的生命》著作中所闡述的，“我們必須使科學人文主義化，最好是說明科學與人類其他活動的多種多樣關系——科學與我們人類本性的關系。”[9]

在庫恩恢復科學的文化本質的同時，理查·羅蒂站在人類文化史的高度闡述了他的人本主義的實用主義科學觀，認為科學和其他各種文化一樣要追求協同性，為人的尊嚴尋找依據，而費伊爾阿本德則提出了人本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科學觀，並產生了巨大影響，主張把科學和科學哲學作為一個整體放入人類歷史文化和社會中，用人的個性自由發展的人本主義標准評價科學理論，還有喬治·薩頓也提出了新人文主義的思想，倡導科學的人文主義化。由此看來，科學的文化復興不僅是科學突圍、走出科學危機的歷史要求，而且在根本上是科學本身經過近代的人本分裂之后的文化追求，“一旦你研究了它們的起源和發展，這種理論就象帕台農神廟一樣變得具有人性了，而且極為富有人性。”[10]科學的人性就是科學文化復興的最可靠根據，因為作為文化獨特形式的科學從來都具有一定的傾向性，或者說最后總要歸屬於一定的意識形態，雖然科學從來都以中立自居，但事實從未如此，“科學不是真理的不偏不倚的仲裁者，它不能無視相互斗爭的社會力量，科學是一個相當偏私的參與者，利用自己的地位使某些社會、政治和經濟力量合法，而使另一些力量非法。”[11]從克普勒定律，到牛頓的力學原理，再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等無不引起意識形態的斗爭，從而破除了舊的意識形態而建立了新的意識形態，否則就不會有布魯諾式的“即使高加索山脈上的冰川也不能冷卻我心頭的火焰”的科學獻身精神，也不會有哥白尼式的被迫害者。“即便對自然的觀察是科學的，最終的闡述中也要包含有某些‘非科學’的成份。”[12]故而，科學的人文主義化和文化復興並沒有消解科學，相反則使“它更有意義、更為動人、更為親切”[13]。

科學的突圍實際上是科學的文化復興，它是科學經過近代的人文喪失之后，對邏輯理性主義和純粹實証主義的反叛，說到底是科學的人文復歸。這種復歸應集中體現在科學、科學之后以及科學家三者的人文復歸。科學一開始就是文化的存在，因此，科學與人文的分裂就必然孕育科學的最終危機，近代科學的邏輯理性與純粹實証排斥了科學的文化本質，消解了科學的人學內含，其結果使科學完全脫離了人而最后消解了人的存在。科學的人文復歸必須克服科學的無人與無視人的狀態，把科學完全建立在人的基礎上，始終圍繞人的個性自由、圍繞人的現實生存、圍繞人的未來發展進行，使科學復歸人的生活世界，使科學真正成為人的科學。科學之后的人文復歸實際上是技術的人文復歸，技術是在科學的描述功能基礎上產生的直接作用於人與自然的工具，它在傳統上是純粹客觀存在的，因而也是無視人的，人隻被作為技術的對象，而沒有被真正看作是技術的主體，這樣技術也同樣忽略了人的生存與發展去追求外在客觀物質世界的改變與創造物的多寡，生態問題、糧食問題、人口問題等都與技術的這種外在性追求有關。技術的人文復歸不僅要確立自身的人文追求、關注人的生存與發展，而且也要克服科學所存在的非人描述，使技術雙刃劍的屬人光芒更加燦爛，從而實現自身的為人存在。最后，科學家作為科學與技術的實際從事者，在科學的人文復歸中起著基礎性作用，因而，科學家的人文復歸實際上是科學的人文復歸的核心，沒有人文精神的科學家其科學也必然是缺失人文的，沒有對人的終極關懷，科學家的科學也必然是不關心人的。近代科學與人文的分裂對立本質體現的是科學家自身與人文的分裂，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科學的危機本質上是科學家的危機。在科學危機的突圍中，科學家必須完成自身與人文的再次統一，完成自身的文化化。以人的生存與發展以及人類社會的存在與發展為終極關懷，在科學的活動中始終關注人的個性與情感，關注人的生命與自由，從而拯救科學的生命，實現科學的文化復興。

科學的危機自然不能通過消解科學來解決，科學的生命必須由科學自身來實現，但隻有在科學與人文統一的文化復興中才能使科學煥發出青春異採。

參考文獻

[1][4] 胡塞爾.歐洲科學危機和超驗現象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71，6.

[2] 普特南.理性、真理與歷史[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196.

[3] 貝爾納.科學的社會功能[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25.

[5] 互托夫斯基.科學思想的概念基礎——科學哲學導論[M].北京:求實出版社，1982.29.

[6] 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C].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181.

[7] 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C].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285.

[8] 懷特海.科學與近代世界[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Ⅲ.

[9][13] 喬治·薩頓.科學的生命[M].北京也:商務印書館，1987.51.

[10] 喬治·薩頓.科學的歷史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0.2.

[11] 大衛·格裡芬.后現代科學[C].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11.

[12] 李克特.科學是一種文化過程[M].北京：三聯書店，1989.11.

原載於《自然辯証法研究》 2000.12.P5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