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從來沒有脫離社會現實，學術問題的產生往往源於社會，回應著社會的呼喚。即使在清朝文字獄的重壓之下，所謂的乾嘉學派也用鑽進故紙堆的表象為中國文化存根，給未來探索方向。直至西學大潮在船堅炮利開道下洶涌而至，章太炎等一大批學者也未嘗對中國文化失去信心。這個時期的學術研究，從表面看正被西方學術規范所替代，但究其內涵，多同中國面對世界大變局下的對應之策息息相關。中國的問題，支撐起中國的學術，堅韌不屈的學術意志，構成中華民族不絕如縷的魂魄血脈，讓中國能夠浴火重生，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對自己的文化和學術傳統喪失信心。

　　然而，我們也有過短暫的迷失。改革開放以后，當重新打開國門，我們才感覺到和世界已經隔絕太久，落差太大。於是我們奮起追趕，就有了大批留學生走向各個發達國家，開始了被稱作“新長征”的接軌世界的行動。幾十年過去了，回顧這段歷史和所取得的成就，確實有不少值得肯定的長足進步，技術進步了，和世界靠得更近了。但是也有人提出了更加深刻的問題：為什麼我們培養不出大師？

　　因為我們雖有了技術，卻沒有完全掌握科學精神﹔我們的學術規范離西方近了，卻離自己的傳統遠了。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在於我們缺失了人文精神。沒有獨立而理性的批判精神，就不會產生真正意義的創新。我們可曾冷靜思考過，今天許多熱鬧的話題並不源於中國社會，也不能回應中國社會的要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還能希望它常青乃至萬象更新嗎？所以，話題不停地變，隻見許多跟風者吶喊，卻不見扎根成樹者。沒有中國的問題，便沒有中國的學術。

　　進一步刨根問底，問題還在於近代以來，中國的學術不斷受到功利主義的野蠻主宰，棄學求術，學隨術轉，甚至以為有術就能改變一切。認識到這一點，雖然代價慘重，卻不能不視為一種進步。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從各個角度對今日的學術現狀進行反思，更有一批學者以個人的抗爭和犧牲試圖擺脫功利主義的桎梏和拜金主義的誘惑，試圖向中國固有的傳統回歸，從中國歷史文化的角度批判性地分析研究當代中國，從這裡，中國的問題真正浮出水面，中國的學術研究也如影隨形地成長起來。

　　學術自信心的重建，還在於我們對於學術傳統的重新認識。我們打開國門時，外面的世界曾讓我們迷失，五彩繽紛而目不暇接，很自然出現了崇洋的風氣，不僅虛心地拜洋人為師，還信心滿滿地認為外國的藥方一定能夠治療中國的疾病。我們對外國學術的痴迷，在世界上並不多見。乃至在中國史研究領域，幾乎出現言必稱日本的情況。但是，我們是否想過，外國的中國研究，其問題的提出源於何種背景？沒有幾個外國學者是為了中國而研究中國的，例如有人頂禮膜拜的日本對於中國邊疆史地和民族史的研究，是甲午戰爭以來為了征服中國而提出的命題。其實，近幾十年來日本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已經急劇萎縮而衰落。

　　經過幾十年對外國學術的了解，終於明白了一個道理，外國的歷史文化是我們不可缺少的重要參照，卻不可以直接搬抄。我們還必須立足於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才有真正的出路。當然，因為學術傳統被阻隔，造成我們想賡續學脈的時候，發現它已漸行漸遠。往事既不可追，我們隻能懷著對歷史文化傳統的“理解之同情”，融合中外學術研究方法，走獨立探索的道路。歸根結底，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國的社會問題，才能造就中國的學術研究，才能產生中國的學術大師。這是需要獨立前行的道路。站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我們沒有理由不充滿信心和勇氣。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