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國民主理想的蛻變
僥勝易生輕狂，挫折催人反思。回顧20世紀最后10年到21世紀頭10多年的歷史，人們目睹了西方，特別是美國，從欣喜若狂到受挫沮喪的戲劇性變化。現在他們不得不思考兩個沉重的問題：一是為什麼會打大傷元氣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二是為什麼經濟危機會如此嚴重？在這兩大問題后面的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既然他們認為西方民主體制是如此完美，為什麼不能防止這些災難發生？
民主光環下充斥著政治騙局
在出兵伊拉克前，美國媒體眾口一詞地喊打，幾乎聽不到反對的聲音。在國會裡呢？美國《時代》周刊2007年5月28日一期文章說：“美國入侵伊拉克前不久，任職時間最長的參議員、來自西弗吉尼亞州的羅伯特·伯德在議員席上說：‘這個議院大多數時候都沉默著，這是一種不祥的、可怕的沉默。沒有爭辯，沒有討論，沒人打算為這個國家列出這場特殊戰爭的利弊，什麼也沒有。我們在美國參議院保持著被動的沉默！’”
對此，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他的著作《戈爾的最后誘惑》中寫道：“伯德提出的問題背后是我們無數人一直在問的大問題——今天，在美國人要做出重要決定的時候，理智、邏輯和真相所起的作用為什麼會急劇減少？”他憂心忡忡地說：“美國民主正處於危險之中……我知道，不隻我一個人覺得什麼東西從根子上出了毛病。”
現在知道，當時處於癲狂狀態的新保守主義權勢集團，早就決定要打伊拉克了。不管薩達姆有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管他與“基地”組織有沒有聯系，這個仗是非打不可的。因為這是他們控制中東從而獨霸世界戰略的一部分。媒體喧囂，參院沉默，老百姓上當，這一切都在民主的光環下發生。
民主成為富人的金錢游戲
再說說經濟吧。德國《南德意志報》2010年4月6日的文章說：“人們曾經這樣認為：自由的民主政權與市場經濟制度相結合是西方工業國的成功模式。這種結合當時不僅比計劃經濟和專制更有貫徹力，而且是唯一選項。”可是，今天美國、歐洲的現實卻不能不使人另有想法。
人們在分析美國發生次貸危機的原因時，都看到華爾街游說集團的魔力和蠻橫。他們可以威脅利誘議會通過有利於自己的法律，以便放開手腳在虛擬市場上興風作浪。金錢可以操縱政治，這是西方議會民主的癌症。
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2007年9/10月一期刊登了美國前勞工部長、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羅伯特·賴克寫的《資本主義是怎樣扼殺民主的》一文，他寫道：“說得明白一點吧，民主的目的是要實現我們以個人之力所無法實現的目標。但是，假如公司利用政治來加強或維護它們的競爭地位，或者貌似肩負起它們實際上沒有能力或權力去履行的社會責任，那麼民主就不可能完成這一任務。這樣一來，社會就無法兼顧促進經濟增長和消除社會難題這兩者。”
“佔領華爾街”的運動就是對這種金錢霸權的抗議。但是這種霸權太強大又太隱蔽了，所以，看似每人手中都握有一張選票，卻無法用它來改變現實。
英國2010年發生了這麼件事。媒體記者假裝企業老總去試探議員能否幫企業疏通官場以影響政策的制定。工黨前內閣大臣、議員斯蒂芬·拜爾斯滿口答應，並稱自己像“一輛出租車”一樣為人幫忙，不過車費可不低，要每天5000英鎊。這約等於一般人三個月的收入。還有一位前大臣暗示，隻要肯掏錢，他就有機會見到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在這場丑劇中一共有三名前大臣中招。
美國前總統卡特2007年5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感慨地說：“喬治·華盛頓和托馬斯·杰斐遜要是活到今天，還能當上美國總統嗎？！我們永遠也不知道，有多少具備優秀總統潛質的人，就因為不願意或者不能夠採取一種能夠募集到大量競選經費的政策，而永遠與總統寶座無緣。”
政黨惡斗影響決策效果
今天的美國政壇呈現兩大怪象：一是難以做出正確的政治決定﹔二是因政黨惡斗干脆做不出決定。美國《新聞周刊》2009年6月22日刊登法裡德·扎卡裡亞的文章說：“現代民主制度的弊病是：它不能為了長遠利益而將短期痛苦強加於人。20年來，最嚴肅的結構性問題——社會保障、醫療保險、移民——一直沒有解決。”議員最關心的問題是自己下屆還能不能當選。一味討好選民、作出過高的許諾是他們的職業特點，其結果是政府債台高筑，市場競爭力大降，人民的長遠利益被放在—邊。
與此同時，人們批評說：“兩黨惡斗幾乎讓政府癱瘓。這個國家的領袖已經脫離人民。”曾提出“歷史的終結”的弗朗西斯·福山教授，最近也對民主政體提出了質疑。《紐約時報》2012年4月22日文章說：“他(福山)的研究引導他針對美國當今的政治秩序提出了一個非常激進的問題，即美國是否已從一個民主政體變成了一個‘否決政體’——從一種旨在防止當政者集中過多權力的制度，變成了一個誰都無法集中足夠權力從而作出重要決定的制度？”
遙想1630年，第一批歐洲清教徒乘船在茫茫大西洋中向新大陸駛去時，基督教領袖約翰·溫斯羅普以上帝的名義在船上與全體移民庄嚴約定：“我們處世行事有兩條規則——公義和慈悲……公共的利益，必須高於私人的利益。”今天的美國，還是當年那些胸懷壯志的理想主義者心目中的美國嗎？
二、替天行道還是霸迷心竅？
冷戰結束后，美國的新保守主義權勢集團得意忘形，霸迷心竅，很快就把自己裝扮成替天行道的天使，要在全世界強力推行“民主”。他們不但把這個主張寫進《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而且急不可待地付諸行動。9·11則給他們帶來了一個絕妙的借口和機會。
民主“既不能輸入，也不能外包”
美國《外交》雜志2003年11/12月一期刊登了華盛頓和平與自由中心主任迪米特裡·西梅斯的一篇文章。他寫道：“蘇聯的分崩離析，消除了美國的國際行為受到的最主要的外在約束。在這種環境下，出現了一種新的烏托邦理想，即認為美國既有資格，也有義務在它認為適當的地方促進民主——必要時不惜運用武力。”
這就是當時的時代背景。他們認為美國的軍力無與倫比，經濟首屈一指，而價值觀又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所以，打著“民主”的旗號來獨霸世界就是替天行道、名正言順的神聖使命。他們推行的“大中東民主計劃”只是這項“偉大”事業的第一步。
結果怎麼樣呢？美軍已灰溜溜地離開了伊拉克。那裡現在雖然有了一個民主的形式，但內部的紛爭、分裂與恐怖爆炸給老百姓帶來了難言的苦難。
阿富汗更是美國人捧著的一個燙手山芋。曾在阿富汗工作幾十年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員安東尼奧·朱斯托2010年編撰了一本書，題為《解密新塔利班：阿富汗實地考察》。書中批評了強行推行民主的人，認為這種試圖用武力自上而下強加“民主”的“善意”的支持者們，至少是受理想主義影響太久了。美國蘭德公司阿富汗問題專家塞思·瓊斯，在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2010年5/6月號上對此書評論說：“如果聽從朱斯托的建議，謀求阿富汗穩定的西方官員們一定會大有收獲。一開始，他們必須承認：沒有最理想的國家組織形式，在解決公眾管理問題方面向來都沒有輪廓鮮明的‘最佳做法’。”朱斯托的建議是西方必須正視阿富汗的現實。
他說，阿富汗社會結構的現實是：人們根據共同男性祖先的血脈分為部落、次部落、宗族和其他小分部。他們有榮譽感，好客，樂為避難者提供保護和堅守血族復仇的傳統。他們有自己的“支爾格大會”和“舒拉”協商會議。在這樣一個結構中要馬上強加一個“一人一票”的多黨西方議會民主，無異於天方夜譚。
美國實際上已放棄了在那裡建立民主的幻想。瓊斯在文末這樣寫道：“阿富汗舊有的君主制模式對如今的阿富汗有用。它將中央政府在農村地區自上而下的努力，與讓農村地區的部落和其他社區參與進來的自下而上的努力結合起來。”蘭德公司的智庫精英忽然覺得在阿富汗還得借用舊日的君主制，真令人不勝感慨。
動用武力推行民主已在美國和它的盟友中引起強烈反感。人們批評說，聲稱美國有權將民主強加於其他國家，而不管它們的境況和選擇如何，是傲慢自大的表現。從羅馬帝國到大英帝國，用刺刀帶來的文明從未博得過持久的感激。他們也認識到，實現民主“既不能輸入，也不能外包”，而要靠所在國人民自己探索和逐漸適應。同時，民主離不開經濟的發展。美國《華盛頓觀察》周刊(網絡版)2006年11月8日的文章說：“在國民生產總值沒有達到一定水平的國家和地區，民主是無法生存的，即使強行推行，也隻會換來適得其反的結果。”
以民主的名義謀美國的私利
美國確有不少具有救世情懷的人，他們錯誤地相信民主是治愈世界上一切弊病(包括恐怖主義在內)的法寶，而且美國有責任在世界上任何缺乏民主的地方推動民主制度的發展。其實，隻要看看美國家門口的海地就會明白這是一種幻想。海地曾是法國殖民地，又被美國統治了近20年，過去20年又實行了美式“民主化”，但卻成了個一貧如洗的“失敗國家”。這樣的例子在非洲比比皆是。如果美國真的悲天憫人，為什麼不先把海地改造好，何必大老遠地跑到中東去動刀動槍呢？原因很簡單，海地沒有石油。
伊朗核問題是當今的熱點，在西方輿論的渲染下，人們似乎相信伊朗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圖一己之私利。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阿巴斯·阿馬納特2006年5月25日在《紐約時報》網站發表文章說：“每個伊朗學童都知道，中央情報局1953年發動的政變推翻了穆罕默德·摩薩台首相的政府。……摩薩台在1951年至1953年期間領導的石油國有化運動遭到了英國的反對，后來也遭到了英國利益伙伴美國的反對。英美當時那種自以為是的態度與目前它們對伊朗核問題的看法一模一樣。”“這些痛苦的集體記憶使伊朗對核能的追求成了民族反抗精神的象征，而不僅僅是現在這個伊斯蘭政權的目的。”
政變與民選是兩個絕然不同的概念，美國豈能不懂？但隻要美國覺得哪個好用，就會毫不猶豫地去用那一個。美國推翻了伊朗、智利、危地馬拉等國家的民選政府。近來所謂的“顏色革命”，則是披著民主外衣、動用巧實力的政變而已。正如美國學者喬姆斯基指出的：美國確實支持海外的民主——“假如或者隻有在符合其自身戰略和經濟利益的情況下”。
三、西方看不懂中國的民主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就一直受到西方的封鎖、遏制、攻擊和漫罵。改革開放之后，西方也一直是“遏制加接觸”、“兩邊下注”。他們用西方的標准來衡量中國，不知多少次宣揚中國“即將崩潰”。可是中國不僅沒有崩潰，反而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西方人就是弄不明白，“民主加市場”是唯一成功的模式這條金科玉律，為什麼不適用於中國？如果中國成功了，西方的民主模式豈不是從神壇上跌落下來？
民主是個漫長的過程
西方這方面的言論很多，這裡引用比較典型的一條略加說明。德國《南德意志報》2010年4月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很嚇人——《鐵絲網后的富裕》，原文提要寫道：“冷戰中，自由國家保持著對專制政體的優勢。但中國的崛起表明：經濟沒有民主保障也能增長。”
他寫道：“今天人們知道，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宣告的‘歷史的終結’其實是一個難以一覽全貌的新格局的開始。今天有中國在，這個國家根本達不到公民權的標准，卻不僅積累了世界最多的外匯儲備，而且也蓄積了巨大的經濟力量，令中國的需求足以左右全球市場活動。偏偏是一種如此古老的政治制度實現了與世界經濟的一體化，並成功適應了意識形態敵人的經濟制度……作為與民主的市場經濟國家截然相反的模式，中國的意義已無法抹殺。對發展中國家的那些半專制或完全專制政體而言，中國是個誘人的選項。”
他提到了福山教授的歷史終結論。回想當時，西方是何等的得意，大有“看今日之寰宇，竟是誰家之天下”的神色。可是，事不遂人願，世界的潮流並沒有按照“新保守主義”派的願望行進。在他們看來本應崩潰的中國興旺起來了，而本應江山永昌的西方卻陷入了危機。這使西方難以接受，更難以理解。於是，民主就成了他們仍可自居道德高地、居高臨下譏嘲中國的最好說詞。
處境尷尬的福山先生出來澄清說，不，不，你們不要誤解了我。他在2007年4月就在文章中說：“所謂自由社會，就是一種以個人自由和法治為特點的政治秩序。想要生活在自由社會的欲望是日積月累形成的，這經常是實現現代化后的副產品。……民主轉型需要民主的社會來驅動，而執政者要求一定的機制，因此這通常是一個漫長的進程。”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西方有兩種觀點：一種堅持認為隻有實現了民主才能發展經濟﹔另一種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某些具備一定條件的社會的民主制度會逐步成熟起來。民主是一個過程。民主雖是共同的追求，但追求的起點和道路各不相同，實現的形式也各有特點。如果非把西方的鞋作為標准，強使各國削足適履，那不是無知就是用心不良。
“中國的制度更具適應性”
明白這個道理的人日漸增多。德國外交政策協會研究中心主任桑德施奈德教授2007年4月在一個集會上說：“按照我們的想法去改造中國是不可能的。我們無法把西方的標准強加給中國，不得不改變的是我們自己。”那年他寫了一本書，題為《全球的競爭者：中國不祥的騰飛和西方的昏厥》。他認為中國是“不民主的制度取得了非常好的經濟成就”，“向西方提出了特殊的挑戰”。
中國真的沒有民主嗎？西方也有不少人不這麼看。德國漢諾威的社會哲學家奧斯卡·內格特在2008年也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是《以龍作為形象標志的中國現代化與歐洲的現代神話》。他認為中國正在進行當代最偉大的社會實驗，“中國定將實現一種特殊的民主，這種民主將考慮到這個大國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特點。這種亞洲‘社會主義民主’所涉及的是史無前例地繼續思考‘孔子的公共倫理’，而不是抽象地復制西方資產階級民主。”
事實勝於雄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各國政府都好像面臨一場“大考”。福山在2011年1月17日寫了篇題為《美國沒有什麼可教給中國的》文章，認為中國妥然應對經濟危機，是因為中國能“迅速做出復雜的重大決定，而且……使決定得到較好的落實。”美國《時代》周刊1月20日一期刊登署名文章評論說，福山說得對，“中國能很快適應新形勢，作出艱難的決定，然后貫徹落實。而美國人的憲法制衡原則雖然保障了個人自由，使私營部門充滿活力，但現在已變得對立、分化和僵化。”文章還說：“在美國政治體系中，金錢已經成為選舉的王牌，最高法院認可企業有權利用雄厚的經濟實力來支持有利於它經營的候選人和政策……中國恰恰相反，中國的制度不可能犧牲整個體系的需要，讓企業參與政府的決策，從而滿足它們的底線。……福山似乎在警告，按達爾文的說法，中國的制度可能比自由國家更具適應性。”
中國民主要走自己的路
說到適應性，美國《外交》雜志網站2010年10月14日的文章也有論述。它寫道：“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變化，其政黨政權也在發生變化。為了穩固權力，共產黨變得適應性更強了。而且它也進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這些措施並未使中國走上西方的道路。但它確實反映了一種進化的政權與社會之間的博弈——給予國家權力更多限制，個人獲得了更多自由，社會行動有了更多空間。”
當西方攻擊我們不民主時，我們當然要理直氣壯地反駁。但我們同時也清楚，我們的民主制度仍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
有時制度是好的，卻執行得不理想，甚至走樣，這都得不斷完善。中國100多年前才沒有了皇帝。被皇帝統治了幾千年的中國怎麼樣真正做到“人民當家作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走過曲折的道路，付出過巨大的代價，從歷史長河看，這種探索隻能說剛剛開始。路正長，但我們充滿信心，隻要從實際出發，融合中西之長，一定能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
四、民主沒有標准答案
什麼叫民主？世界上是否存在一種盡善盡美的民主？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黃金時代，他們在本土實行的民主制度，曾被奉為圭臬，被說成是人類的楷模。然而，這些自認生活在“山巔光輝之城”裡的高貴公民，羞談被他們統治的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真相，也不肯說說與他們住在一起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的生活真相。
民主理念正逐步喪失
今天來衡量西方多黨議會民主，不能簡單地用“好”與“壞”來評價。它是歷史的產物，也必將隨歷史潮流前進。從歷史長河看，爭取獨立的一批美國資產階級和農場主精英，繼承了他們的故鄉——歐洲——的民主傳統，在1776年寫出了美國《獨立宣言》。那裡表達的理念是對人類的杰出貢獻，是推動歷史車輪向前的壯舉。
可是，當代表們在宣言上簽字的時候，他們的農場裡仍有大量的黑奴。美國到1920年給予婦女選舉權，1965年黑人才真正擁有投票權。理念的高尚並不能代表實踐的正當。當年在美國，有多少財富是能不能成為選民的重要標准。美國的選舉權逐步放開，是為了防止窮人真正的代表進入議會，從而通過法律來剝奪富人的財產權。
從美國二百多年的歷史來看，開國元勛們崇高的理念並不是在逐步變為現實，而是逐步喪失。到了現代，這些理念更是被明目張膽地違背了。在最初的理想設計中，議員是人民的代表，他們一定會為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言﹔而三權分立，是為了權力監督和制衡，防止權力獨攬。但是一到實踐中，問題接踵而來。
英國社會科學家柯林·克勞奇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民主在當今西方面臨的社會環境：“社會仍然沒有變成‘無階級’。后工業社會的廣大普通就業人員也許沒有找到其本身、以及他們切身利益的明確定義。但是，與此相反，企業管理人員和大金融機構越來越明確地把自己視作統一的階級。……因此，一方是強大、但沒有組織起來的群眾﹔另一方是強大、但善於表達的經濟精英，新的沖突線在他們之間伸展。……我把這種情況描繪成‘后民主’。”如果看一看“佔領華爾街”的運動，這種沖突就不難理解。精英們不但可以用金錢影響議會，而且可以用別人難以讀懂的文字和圖表來蒙騙民眾。
在這樣一種社會狀況下要實現真正的民主，實現開國元勛們的理想，真是難上加難。所以法裡德·扎卡裡亞2009年6月22日在《新聞周刊》上撰文分析當前的經濟危機時說：“這是一場金融危機、民主危機、全球化危機，從根本上說是道德危機。”
西方民主遭遇深層危機
大家已經看到，今天西方多黨議會民主至少有三個致命傷：一是金錢對政治的操控﹔二是議員為了自己當選討好選民而缺乏長遠政治眼光﹔三是政黨惡斗而使政治機器幾近癱瘓。在這三者后面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致命傷，那就是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的倫理基礎就是個人主義。美國《獨立評論》2007年秋季號刊登哈佛大學政治學和法學雙博士丹尼爾·崔的文章說：“個人主義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個人養成了對自力更生的‘傲慢的自信心’，不再設想自己怎麼‘還可能重新需要彼此的幫助’。這預示著公民社會中協作的所有形式的終結。……個人主義如果肆虐，顯然會產生十分嚴重的后果。它會扼殺經濟繁榮，阻礙知識的進步，把文明重新推向野蠻，使人民准備遭受奴役。”
西方民主制度的內在矛盾是明擺著的，現在的問題是他們是否有能力和辦法來克服它們？如若做不到，那隻能在這種困頓中迎來更大的社會風暴。德國《時代》周報2008年1月3日一期刊登該報編輯、政治分析家特奧·佐默的一篇文章，“今后50年將帶來什麼：西方的影響力減弱，亞洲崛起，恐怖活動減少。如果資本主義不能很好地解決不平等問題，它有可能走向滅亡。”“關於人類前途的重要討論將圍繞這一點：……資本主義是否已學會將競爭力與社會團結聯系起來？”
民主要求人類不倦地探索
現在的西方民主制度能做到這一點嗎？很難。作為地球村的一員，非西方的社會並不想看西方的笑話，全球化已使各國的利益交合在一起，為人類長遠利益計，還是希望西方能繼續探索，開辟新的天地。
前進的第一步是自省，而不是自傲。民主不要挂在嘴上，而要付諸行動。大家疏忽了一個詭異的現象：大約從20世紀中葉起，人們忽然發現，西方幾乎不再稱自己是“資本主義”，而是自稱“民主國家”。漸漸地，他們便登上“民主神壇”來指點芸芸眾生，發號施令了。“資本主義”一詞同“剝削”、“殖民主義”、“貪婪”、“奴役”脫不了干系，而用“民主”一詞，則閃耀著迷人的光彩。現在是西方卸下光環趕緊自救的時候了。
人類對於民主的探索，大約有2500年的歷史了。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研究過雅典工商奴隸主民主和斯巴達大土地奴隸主寡頭政治。他是傾向民主的，卻被那個民主政體判處了死刑。他的學生柏拉圖苦苦思索，主張建立超越民主政治和寡頭政治的新體制，寫了著名的《理想國》，幻想讓“哲學王”來治理國家，結果隻留下了一些理念。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特別是推翻了皇帝和國王后，如何真正做到“人民當家作主”，有過許許多多的嘗試。丘吉爾說西方議會民主是“最壞的，除了已經嘗試過的以外”，其實他的意思是說，西方議會民主是在試了各種辦法之后不得不接受的最不差的一個。既然並不令人滿意，那就還得繼續探索。這裡有兩個根本問題：一是當選的執政者是否真正以人為本？二是如何把握好民主與集中的度？如果集中是眾口諾諾，一人專斷﹔如果民主是眾口囂囂，莫衷一是。兩者都會帶來災難。民主現在沒有標准答案，也永遠不會有標准答案。它要求人類不倦地探索。(作者單位：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
(摘自2012年8月13日、14日、15日、16日《參考消息》)
來源：《紅旗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