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莫言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消息傳出，所有中國人感到高興。文學也再一次成為公眾矚目的領域，所影響的范圍超過了文學本身。

首先，莫言獲獎是對其本人文學才華的肯定。才華是衡量文學最重要的尺度，正如普魯斯特所說：“藝術家的良知，一部作品精神性的唯一標准，是才能。”莫言無疑是中國當代最優秀、最勤奮和最有才華的作家之一，他豐沛奇峻的想象力、搖曳生姿的藝術結構力和汪洋恣肆的語言表達力，在當代中國作家當中堪稱翹楚。莫言的作品最成功的地方，不僅在於他自己聲稱的“一直站在人的立場寫作”，而且他把最日常的鄉村生活，轉化為小說藝術。他為之傾注全部心血的“高密東北鄉”鄉親們的生老病死，是他所有藝術靈感的源泉和歸屬地。從《透明的胡蘿卜》中飢餓少年對食物的渴望與想象，到《紅高粱》中“我爺爺奶奶”睥睨日常倫理的野地狂歡，再到《白棉花》中青年男女性關系的壓抑窒息，以及《蛙》中生育倫理與國家意志之間的沖突等，他的小說涉及的生活面林林總總，但最擅長的是把人物的基本生存意志放在與社會生活理性沖突矛盾當中來釋放，他不妥協，也從不顧影自憐，他筆下的人物無驚無懼、無喜無憂，活出了一番超越了日常意義的自在境界。他筆下的美和丑、善與惡，都不是平面、狹隘的，都是某種具體情境中的獨特表達。的確，莫言出身農村，生活底蘊豐富，但這隻關涉他小說題材的選擇，他在小說中觸及人的困境和矛盾，寫出了人類普遍性高度，這大概就是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莫言的原因吧。

其次，莫言獲獎開拓了中國人思考自己與世界關系的新視野。無疑，莫言的獲獎，不應該隻歸功於莫言自己，翻譯家的努力也功不可沒。美國人葛浩文對莫言作品的天才般的領會和理解，並且把莫言作品一一再創造，才使莫言在世界文壇上漸露鋒芒。這個現象讓人們覺出了文化學上耳熟能詳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說法不完整。事實上，僅僅是民族的，還不能說就是世界的。“民族的”與“世界的”之間，還有一個連接、溝通和轉化過程，也就是說，民族文化需要尋找一條與世界連接的橋梁，讓世界讀懂自己，同時也讓自己讀懂世界。借莫言獲獎的契機，中國人應該重新思考本民族文化與人類共通文化之間的關系，一個文化上成熟自信的民族當然應該以本民族的文化為驕傲，但驕傲不是封閉自己的借口，還必須懂得怎樣與世界溝通，懂得尊重、欣賞別的國家、民族的文化﹔同時，更知道如何學習吸收別的國家、民族的優秀文化，與全世界各民族一起，共同建設和諧的世界文化。因此，作為一個大國，應該具有開放自信、從容淡定的氣度，那種容不得異己、害怕批評的心態應該過時了。

再次，莫言獲獎還在於喚起了我國公眾文學生活的重建。中國社會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轉型以來，文學生產創作和閱讀方式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電腦、手機或影像文化產品擴展了公眾的閱讀空間。其實，無論在什麼樣的時代，總有人熱愛文學、喜歡寫作，無論用筆還是用電腦，甚至用手機閱讀或寫作。在市場經濟時代，文學依然以各種形式頑強存在，隻不過不再具有政治意義上的轟動效應。我國小說藝術水平逐步提高，也正以各種閱讀方式普及，不少青年寫手在網絡上寫作並產生巨大影響就是一個証明。這本是現代正常社會應有的狀態，可能也因為這樣，文學從社會生活的中心退守邊緣了。實際上，是因為社會生活的分化，分化了文學閱讀的層面，也讓一些人失去了閱讀文學的興趣。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人一方面聲稱“不讀文學書”，另一方面卻痛心疾首地聲討文學：“為什麼沒有可讀的文學書？”這真是怪事，不讀怎麼知道有沒有可讀的！在這種怪圈裡，公眾對文學越是缺少關注，對文學就越缺乏信心，文學就越是在大家眼裡“沒有什麼可讀的”，即便文學已經提高很多。這些情緒本來與文學無關，但文學很不幸地充當了大家的“箭垛”，簡直躺著中槍！莫言的獲獎，至少把公眾與當代文學之間的距離拉近了，可以讓公眾重新評估當代文學的水平，知道今天我們中國仍然有一大批成熟的作家和作品，拿到世界上去比也是一流的。讓大家對我國的文學生產萌發出熱情，鼓勵熱愛文學的青年去寫作、去發現，去閱讀，用文學去塑造自己。

最后，莫言的獲獎對於提振中國當代文學的時代風氣有積極作用。筆者對莫言小說雖不甚喜歡，但十分贊賞他小說的蘊含豐富，主題多重，他是一個難得的小說大家。閱讀者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言小說很難套用一種或幾種現成的結論、標准來解讀。普通讀者是一種標准，山東高密大欄鄉的鄉親們是一種標准，諾獎評委會也只是一種標准。討論、爭議才是建構文學生活的最好途徑。在莫言之后，還必須思考如何解決我國當代文學生產的種種難題。從理論上看，文學是作家、藝術家個人的創作，與外界沒什麼必然關系，但無論哪一部作品，都是被某一時代風氣、某一社會文化精神塑造出來的。社會文化精神的品位決定著文學的品位。文學修養關鍵在於社會文化的“涵養”，也就是說，需要幾代人文化積累和傳承，也需要一些“得風氣之先”的文學大家帶動。中國歷史上有多次文學繁榮時期，都是由某一大文學家引領潮流，對當時的文風批評革新、獎掖后進，結果形成了風雲一時的文學流派，涌現出一批文學名家。這些文學大家、名家還為后來的文學發展創造了典范，很多名篇名言至今仍是民族文學的瑰寶。因此，培育有利於文學生產的社會環境、有利於文學大家出現的文化土壤是今天社會的責任。我們當然應該寄希望於莫言以及更多的“莫言”，希望現有的文學生產和管理體制更寬鬆、更包容，文學百花園裡生機勃勃、永不凋零。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