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的政治改革沒有停步

　　在政治體制方面，中國近30多年裡發生了深刻變化。例如，改變了過去黨對政府和社會事務包攬過多、權力過分集中於黨的各級領導機關的現象，實行了黨政職能的適當分開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擴大了黨內民主、人民民主和基層群眾自治范圍，推行了差額選舉制、政務公開制，部分縣鄉試行了直選制;加強了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實行了領導干部的任期制、退休制、問責制、辭職制、審計制，建立了重大事項的報告制、質詢制、聽証制;實施了依法治國的方略。事實說明，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政治體制改革不但沒有停步，而且取得了重大成果。可以肯定，這一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還會繼續深化和推進，但其目標仍將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原則仍將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前提仍將是有利於政局穩定、人民團結、經濟發展、生活改善。中國過去沒有、今后也不會照搬西方的多黨輪流執政、三權鼎立的制度，因為這種制度並不適合中國國情。——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朱佳木，《紅旗文稿》，2012年第18期

　　2、時代發展要求確立與之適應的新政治觀

　　研究和確立新政治觀，首先需要回答什麼是政治觀。政治是不同利益主體為爭取和維護自身利益形成的各種關系、開展的各種活動的總概括。政治觀是人們對政黨、政治制度、政治活動的基本觀點和看法。研究新政治觀，實質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態變化為參照，以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為著眼點，從重新解讀和詮釋政治的本質內涵入手，對政治意識、政治主體、政治行為與政治體制、政治權力運行諸內容所做的符合時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設計。我們的政治觀奠基於兩種制度的對抗，與西方國家的政治觀有相同，更多是差異。我們認為政治是各階級之間的斗爭，至少在過去很長時間裡其核心是“階級斗爭”。冷戰結束后，世界政治生態發生巨大變化，不同政治制度基礎上的政治訴求不斷拉近，“意識形態終結”和文明沖突理論漸成主流，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治觀不斷調整，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主義與制度之爭。甚至可以說，美國等西方社會早已不把中國看作社會主義國家，再加上相同制度間的對抗甚至超越了相異制度，這些都意味著再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對抗解釋世界已經缺少更大的說服力。這就是冷戰結束對我們的挑戰大於西方的緣由，也是建設新政治觀的重要推手和動因。從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價值系統發生重大改變的情況看。革命與執政差異很大，巨大差異決定了以革命階段的理論來指導執政階段的行為，已經失去實踐性和可操作性，這也是建設新政治觀的根本原因所在。——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人民論壇》，2012年10月(上)

　　3、世界正處於大動蕩、大變革前夜

　　從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開始直到21世紀前二三十年，乃至前半個世紀的世界格局，都可能處於一種激烈動蕩甚至跳躍的狀態。這是世界各種各類重大矛盾長期累積沖突的必然結果。第一，世界經濟步入較長時期的衰退期。第二，更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還在后頭。各主要國家採取不少舉措應對危機，雖可局部、暫時緩和矛盾，但較長時段內卻是在為全球爆發更大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准備條件。第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經濟在隕落，但其較為強大的經濟中包括金融及軍事等硬實力，國際規則制定、意識操縱等所謂的軟實力仍佔全球統治或壟斷地位。第四，美國盲目自大已把矛頭指向俄羅斯和中國兩個大國。第五，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收獲期可能還有3至5年最多10年時間。第六，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化，世界上各種各類矛盾和歷史遺留問題將進一步暴露與激化。一些固有的民族、宗教矛盾，一些國家間的領土主權和經濟權益紛爭等都有可能激化。綜上所述，大的時代沒有變，但時代的主題和潮流在變化甚至轉換。世界正處於大動蕩、大調整、大變革的前夜。——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研究員李慎明，《環球時報》，2012年9月21日

　　4、莫言獲獎是中國建構人類共同價值的成功

　　中國特色論或中國特殊論背后，透露出的與西方普世價值的差異，不是中國人自己向世界昭示“和諧世界”、“天下大同”的價值觀，或孔子學院這樣的“文化輸出工程”一朝一夕即可化解奏效的。雖然諾貝爾文學獎近來頒給了世界各地的很多作家，然而除了此前的中國，也基本沒有頒給伊斯蘭世界的作家，因為西方價值觀和穆斯林價值觀的矛盾是難以調和的。由此來看，地緣政治與作品的普世價值兩個因素，后者顯然更深刻一些。莫言獲獎，應該看成中國作家跟普世文明交流溝通的一個典范。他的作品呈現了本土文化與西方文化積極融合的努力，能夠讓世界更多人理解。當今世界的主流文化軟實力或普世價值，依然是為西方所掌握的，但中國應更開放地與普世價值對話，並積極參與建構人類的共同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也是中國積極建構人類共同價值的一個成功。——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院長、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劉康，聯合早報網，2012年10月13日

　　5、社會管理中的六個誤區

　　當前社會管理創新在認識和實踐上也存在一些誤區。一是剛性“維穩觀”。一些人片面地理解社會穩定，以為社會穩定就是一團和氣，就是一派鶯歌燕舞，就是沒有任何“雜音”。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容不得一點不同意見表達，對待群眾正常的利益訴求橫加阻攔。一些人甚至借“維穩”之名打壓不同意見，搞家長制、一言堂。二是片面強化政府管控。不少地方社會管理僅僅在強化政府管控上下功夫，著眼於消極防范和事后控制;著眼於嚴防死守、圍追堵截;習慣於大包大攬、唱獨角戲。三是不願發展社會組織。這從根本來說，是一些領導對於社會組織的認識存在誤區，不少人內心深處還是擔心社會組織做大做強后會成為黨和政府的對立面，對社會組織發展設置障礙。四是隻講維穩，不講維權。五是隻講民生，不講民主。六是濫用網格化管理。網格化管理是近年來各地城市管理採用的新方法，根據一定標准將城市社區劃分成若干管理單元網格，明確管理范圍和工作人員職責，主動採集人、事、物信息，實現城市管理的信息化、精細化。但是，如果同一個城市的政法、公安、民政、社會保障、人口計劃生育、城管執法等多個部門分別開展網格化管理，而且各自為陣、信息不能有效地互聯互通，就有可能重復投資，造成資源浪費。——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龔維斌，《學習時報》，2012年10月15日

　　6、按比較優勢發展是中國經濟成功秘方

　　中國下一步的經濟發展要深化改革，雙軌制向市場單軌過度。之所以要有雙軌制，因為我們當時是資金非常稀缺的國家。1979年的人均收入不到非洲國家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當時的國有部門、大企業的資本密集，不符合比較優勢。如果不給他們保護補貼，他們是不能生存的。但我們現在的人均收入已經達到5400美元，是中上等收入國家，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部門是符合比較優勢的，沒有繼續保護補貼的需要。這種情況下就要把雙軌制遺留下來的問題扭轉一下，包括金融過度集中的問題，應該發展能夠給農戶和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地區中小銀行或地區中小金融機構。同時，原來的資源基本是白給的，現在應該將資源的費率提高到國際的合理水平，讓山西煤老板的故事不再發生。原來的壟斷，像電信、交通，過去由於資本很密集，靠國有企業的經營，給它壟斷地位來克服不符合比較優勢的問題。現在這些都是盈利行業，都是有競爭力的行業，這種情況下應該允許民營經濟的進入，進行競爭，深化改革。隻有這樣才能真正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政府還要發揮因勢利導的積極作用。——經濟學家林毅夫，財新網，2012年10月18日

　　7、改革不能引起社會動蕩

　　發展需要改革，但改革會傷及一些人的利益。改革就是利益調整，傷及人的利益之后就會影響發展。改革能夠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但也會帶來社會矛盾，影響發展。所以改革設計時一定要考慮到有利於發展、考慮到老百姓能不能承受，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與人民群眾可以承受的程度結合起來。認為改革很簡單，是不現實的。改革是根本變革或脫胎換骨，最后有的人得到好處，有的人失去利益。既得利益者丟掉了利益，會有不滿;老百姓對改革寄予很大希望，結果傷及到利益，社會矛盾就激化了。改革就是要保持社會穩定。穩定是發展所必須的。鄧小平講，穩定要壓倒一切。改革不能夠改到社會動蕩，這樣不利於發展。所以發展是硬道理，穩定是硬任務，指的是要有利於發展，這兩句不能分開來講。分開來講有些人就知道穩定，不考慮發展。穩定是為了發展，是為了有利於推進改革促進發展。硬道理和硬任務之間不是並列的兩句話，硬任務是實現硬道理的要求。——全國政協常委、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大公報》，2012年9月26日

　　8、中國的腐敗程度被高估了

　　腐敗是會隨著國家的發展經歷一個生命周期。中美腐敗情況比較的倒U型曲線表明，中國的數字看起來並不比美國當年的情況差多少。美國在當年比中國差得多，腐敗情況比中國高出5到7倍。雖然現在中國的腐敗情況比較突出，但是與美國同樣的發展階段相比，中國的腐敗情況並不是那麼糟糕。中國和美國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時候，中國的腐敗程度遠遠低於美國，美國是中國的7到9倍，而當前中國的腐敗並不比美國在1920年以后嚴重。由於對中國的腐敗有夸大的成分，而對美國的腐敗有所低估，所以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的腐敗現象並不是失控的，未來中國的腐敗現象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日益減少。——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Carlos D.Ramirez，新浪網，2012年10月17日

　　9、中國不應追求過高經濟增速和外貿順差

　　國家經濟根本問題是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胡錦濤同志“7·23”講話基本上已經明確了今后的重要方向。當下中國不應該追求過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也不應該去追求過大的外貿順差，因為追求過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可能就影響到實現均衡和可持續發展。追求過大的外貿順差，就會引起更多的貿易摩擦。另外，我們外匯儲備更進一步增加，也會造成我們貨幣政策靈活性的困難。收進外幣付出人民幣，對貨幣政策性的靈活性受到限制。同時還要承擔外幣貶值所造成的購買力降低的實質性的風險。所以今后更多的是追求一種均衡的可持續的發展，真正實現以人為本。必須要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前提下，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收入，逐步增加在分配中人民群眾收入所佔的比例。人民群眾富了，對國家的強也是有好處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民建中央原主席成思危，人民網，2012年9月26日

　　10、 農地產權改革的最好窗口期是2020年

　　農地流轉要注重前提，前提之一是要注意農民自願;第二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需要穩定;第三是這個地方要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在就業、住房、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盡快做出制度性安排，消除戶籍附帶城鄉待遇差別;加強失地農民自身的職業技能培訓，確保就業等。以農地流轉為核心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成為我國破解三農問題和推動城鄉統籌發展的重要舉措，在相關法律法規不斷完善之時，農地產權改革的最好窗口期應該是2020年。——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嚴金明，《21世紀經濟報道》，2012年10月9日

　　11、當前政府最應該做的就是減稅

　　當前政府最應該做的就是減稅。這一輪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影響是極大的。中國30年的改革，GDP之所以能夠這樣快速地增長，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很高，叫做外向型經濟。也就是100元的GDP中有76元是由進出口形成的。現在由於美國、歐洲經濟危機，導致我國出口大幅度下降。國際上沒有訂單，或者把訂單轉移到更加偏僻的越南、泰國、斯裡蘭卡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我國現在最根本的問題是由於出口下降而導致經濟進入低增長時期，這是毫無疑問的。現在中小企業的利潤比紙還薄;我們出口也受到了影響，要調整產業結構;外需不足，要拉動內需、拉動居民的需求，而居民現在不敢消費;所以我認為現在減稅的問題應該大聲疾呼!中國必須通過減稅的方式來調整整個產業結構，來拯救中小企業，拉動居民消費。1952年，民間消費佔GDP的比重達到69%，到了2010年下降到35%。這個下降幅度很大!問題在於，政府消費在迅速上升，居民消費在一直下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研究員、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浩武，共識網，2012年10月18日

　　12、世界需要一個成功的中國

　　我想世界需要一個成功的中國。首先，我將成功定義為國家能夠滿足本國民眾的核心需求，按照“十二五”規劃的正確方向實現經濟轉型。這在“十一五”規劃中就列出來了，但是，幾乎在每個方面中國都存在朝與這個規劃相反的方向前進的跡象。我想，這反映了植根於政治體系中的動機，特別是地方官員的動機。中國地方官員的權力很大，要改變他們的動機和行為很困難，中國的政權和財富結合過於緊密。所以，中國要實現剛才我提及的變化，需要做重大的改革，這一改革需要在未來幾年開始，且需要在未來十年付諸實施。為了做到這一點，需要中國新的高層領導人具有堅定的決心。其次，我期望中國成為一個全球的主要大國，它不僅關注國家利益，也更善於在國際重大議題上發揮作用。每當世界某地區出現爭端時，中國的立場總是“我們鼓勵各方保持理性，通過對話解決”。隨著中國變成全球大國，它需要思考在全球主要地區如何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如何能做得更多來維持體系以避免沖突，並促進全球財富增長和穩定。——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學教授李侃如，《中國改革》，2012年第10期

　　13、全球市場並不缺資金

　　繼美聯儲宣布推出QE3之后，9月19日，日本中央銀行宣布對原有的貨幣寬鬆措施進行追加，以期緩解日元上升勢頭並幫助日本出口。此后，英國、澳大利亞和印度等國央行也紛紛透露出跟進信號。在依靠自身謀求復蘇的格局當中，全球主要經濟體似乎要掀起新一輪貨幣寬鬆浪潮。全球流動性泛濫帶來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而且其主要受害者是發展中國家。金融體系有了彈藥之后，關鍵是要有能力把彈藥輸送到實體經濟部門，隻有這樣才能使經濟恢復活力。但是，無論是中國模式還是美國模式，其最終結果都比較悲觀。當前，世界幾個主要經濟體爭相‘印鈔’，但事實上，全球市場並不缺資金。目前全球市場資金泛濫，貨幣貶值，金融機構不願意把錢借給沒有活力的企業。因此他們選定了兩個投資方向，一個是稀缺的資源市場，一個是金融體系脆弱，容易產生資產泡沫的國家。這恰恰導致世界經濟復蘇變得更慢，顯然，發展中國家所遭受的副作用比發達國家更大。在危機背景下，金融機構更不想做長期投資，而是傾向於短進短出，而短進短出最好的市場恰是那些金融市場欠發達的國家，主要是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中國經濟時報》，2012年9月25日

　　14、西方國家債務依賴模式已到盡頭

　　當前，世界范圍內最常見的風險名詞就是“債務”，“債務”其實就是對“信用”的一種過度透支，濫用信用會造成債務風險，並最終導致債務危機。一直以來，美歐日的信用創造為全球金融市場和巨大的流動性提供了投資標的，美歐日也由此發行了大量的國債，根據IMF的數據庫，美國、7個歐洲國家、日本及澳大利亞是世界外債發行數量最多的10個國家，佔全球債券的83.8%，發達國家漸漸形成對外部債務融資的過度依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債務依賴型體制。然而，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政府試圖通過擴大其資產負債表向金融、居民與企業部門提供刺激來減輕財富縮水的沖擊。在這種情況下，主權債務和赤字財政成為困擾發達國家的普遍性難題，並成為二戰后發達經濟體政府負債率上升最快，波及范圍最廣的一次。當前，債務危機可謂是“沒有最差隻有更差”，深陷債務泥潭中的歐洲還未現危機的轉折點。而美國，這個全球最大債務國，其債務已經飆升至16萬億美元。西方發達國家債務依賴型經濟已經走到盡頭，“去杠杆化”、“去債務化”、“去福利化”將不可避免。——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張茉楠，香港中評社，2012年10月8日

　　本期評審專家

　　陳力丹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新聞傳播所所長

　　王也揚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儲建國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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