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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权发布:《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二)

维护重点领域国家安全【4】

2018年08月15日08:11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四)维护经济安全

我国正处于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时更多更复杂。所以,凡事要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做到有备无患。我们注重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问题,既防范增长速度滑出底线,又理性对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既强调改善民生工作,又实事求是调整一些过度承诺;既高度关注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群体性事件等风险点,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风险。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10日)

立足国内基本解决我国人民吃饭问题,是由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也是我们一以贯之的大政方针。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靠别人解决吃饭问题是靠不住的。如果口粮依赖进口,我们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版,第661页

看看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没有软肋的国家,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美国是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国、农业最强国,俄罗斯、加拿大和欧盟的大国也是粮食强国。这些国家之所以强,是同粮食生产能力强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粮食问题不能只从经济上看,必须从政治上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版,第661页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10日),《人民日报》2014年5月11日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既要谋子更要谋势,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要努力扩大数量、更要讲质量,大胆探索、与时俱进,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快新议题谈判。要坚持底线思维、注重防风险,做好风险评估,努力排除风险因素,加强先行先试、科学求证,加快建立健全综合监管体系,提高监管能力,筑牢安全网。要继续练好内功、办好自己事,加快市场化改革,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12月5日),《人民日报》2014年12月7日

去年,中央作出一个判断,即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今年年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对“三期叠加”进一步作了分析,强调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不久前,在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我概要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这里,我想用对比的方法,谈谈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几个趋势性变化。

第一,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你有我有全都有,消费是一浪接一浪地增长。现在,“羊群效应”没有了,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消费拉开档次,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随着我国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变化,供给体系进行一些调整是必然的,但我国有十三亿多人,总体消费水平还不高、余地还很大。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第二,从投资需求看,过去,投资需求空间巨大,只要有钱敢干,投资都有回报,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现在,经历了三十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房地产投资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我国总储蓄率仍然较高。我们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第三,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只要有成本优势,出口就能扩大,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多少年打拼出来的国际市场也是重要资源。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正在向收支基本平衡方向发展。我们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积极影响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第四,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的产能已近峰值,房地产出现结构性、区域性过剩,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新城新区的规划建设总面积超出实际需要。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互联网技术加快发展,创新方式层出不穷,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第五,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我们有源源不断的新生劳动力和农业富余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在许多领域我国科技创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能够拉动经济上水平的关键技术人家不给了,这就使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随着要素质量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第六,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竞争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消费者更加注重品质和个性化,竞争必须把握市场潜在需求,通过供给创新满足需求。企业依赖税收和土地等优惠政策形成竞争优势、外资超国民待遇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我们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为市场充分竞争创造良好条件。

第七,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可以放开手脚大开发、快发展。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难以承载高消耗、粗放型的发展了。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生态环境越来越珍贵。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并从中创造新的增长点。

第八,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一些矛盾和风险。现在,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等领域风险正在显露,就业也存在结构性风险。这些风险,有的来自经济结构调整中政府行为越位,有的来自市场主体在经济繁荣时的盲目投资,有的来自缺乏长远考虑而过度承诺,有的则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有直接关系。综合判断,我们面临的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通过延长处理时间减少一次性风险冲击力度,如果有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威胁,就要果断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方法进行处理。

第九,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过去,总需求增长潜在空间大,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就能有效刺激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很清楚,产业政策只要按照“雁行理论”效仿先行国家就能形成产业比较优势。现在,从需求方面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从供给方面看,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我们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适度干预但不盲目,必要时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坚定出手,平衡好增强活力和创造环境的关系,真正形成市场和政府合理分工、推动发展新模式。

以上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在“三期叠加”这个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下降,但也不会无限下滑;经济结构调整是痛苦的,却是不得不过的关口;前期政策消化是必需的,但可以通过有效引导减缓消化过程中各类风险的影响。这也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这些趋势性变化,既是新常态的外在特征,又是新常态的内在动因,有的可能进一步强化,有的则可能发生变化。

——《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2014年12月9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41-245页

总起来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百分之七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2014年12月9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第245页

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把经济发展仅仅理解为数量增减、简单重复,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大家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认识和判断上来,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如果看不到甚至不愿承认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仍然想着过去的粗放型高速发展,习惯于铺摊子、上项目,就跟不上形势了。用老的办法,即使暂时把速度抬上去了也不会持久,相反会使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积累、激化,最后是总爆发。

——《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2014年12月9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45页

必须明确,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对发展条件的变化,我们必须准确认识、深入认识、全面认识,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更加自觉地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2014年12月9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46页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确保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进”的重点要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成效。“稳”和“进”要相互促进,经济社会平稳,才能为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创造稳定宏观环境;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创造良好预期。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2月9日)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明显加快,形成了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复杂的产品结构体系、信息化的交易体系、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特别是综合经营趋势明显。这对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重大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加强金融监管提出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的改革任务。近来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近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也再次提醒我们必须通过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2015年10月26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81-782页

我国发展不协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是要跑得快,但跑过一定路程后,就要注意调整关系,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否则“木桶效应”就会愈加显现,一系列社会矛盾会不断加深。为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2015年10月29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25-826页

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引进来、走出去在深度、广度、节奏上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需要加快弥补。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深化人文交流,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投资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2015年10月29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26页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这其中有全球性、阶段性因素的影响,但根本上是结构性问题。比如,当前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增长下滑,而工业下滑主要是产业结构不适应需求变化、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效益不好的主要原因也是如此。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关键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采取果断措施化解产能过剩,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十三五”时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窗口期。如果不注重转方式调结构,只是为短期经济增长实行刺激政策,必然会继续透支未来增长。面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如果一直迟疑和等待,不仅会丧失窗口期的宝贵机遇,而且还会耗尽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下来的宝贵资源。这是不少国家的教训。机遇不会等着我们,问题也不会等待我们。

——《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2015年10月29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28页

发展要有一定速度,但这个速度必须有质量、有效益。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表面上是有效需求不足,实际上是有效供给不足。总体上我国产能很大,但其中一部分是无效供给,而高质量、高水平的有效供给又不足。我国是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但主要是低端产品和技术,科技含量高、质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并不多。我们既要着力扩大需求,也要注重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

——《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2015年10月29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28-829页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我们要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11月23日)

我多次讲,我们要注意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前一个是政治层面的,就是要处理好同美国等大国的关系。后一个是经济层面的,就是要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是这次五中全会突出强调的一点,针对的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8日)

我们看问题,要坚持辩证法,一分为二。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是好的,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新动力正在强化,新业态不断出现,很多地区很多产业都在发生可喜变革,前景是光明的。另一方面,我们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就大力推进工业化,虽然困难重重,但我国早就形成了一定的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方面产能井喷式增长,其中相当多产能是在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面向国外需求以及国内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一些产能又有所扩大。现在,技术变革加快、消费结构升级、国际市场增长放缓同时发生,相当部分生产能力达到峰值,许多生产能力无法在市场实现,加上社会生产成本上升,导致实体经济边际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下滑。这种情况,不仅我们遇到了,其他国家也遇到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使资产泡沫膨胀,金融风险逐步显现,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整体循环不畅。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如果我们加快改革创新,抓紧做好工作,就能顺利过关。如果我们不能抓住时机进行战略性调整,不能破旧立新,就很难渡过这个关口,问题积重难返,就会影响整个战略目标的实现。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8日)

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确实同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外因的影响有直接关系,但内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因就是我们正面对着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我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理论上作出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由于目前的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我国经济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我们要做打持久战的准备,敢于经历痛苦的磨难,适当提高换挡降速容忍度,先筑底、后回升。要正视困难、明确方向、坚定信心、共同努力,强化体制动力和内生活力,把我国经济增长巨大潜力转变为现实,引领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8日)

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通过创新引领和驱动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迫切要求。所以,我反复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1页

我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发展不协调、存在诸多短板也是难免的。协调发展,就要找出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5页

我们现在搞开放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同以往有很大不同,总体上有利因素更多,但风险挑战不容忽视,而且都是更深层次的风险挑战。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一是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难逆,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变革迹象,但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十分激烈,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尚未改变,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依然任重道远。二是世界经济逐渐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西方国家通过再工业化总体保持复苏势头,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发生新变化,但国际范围内保护主义严重,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出现政治化、碎片化苗头,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世界经济还没有找到全面复苏的新引擎。三是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我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旅游市场,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我国经济大而不强问题依然突出,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更是同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我国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依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四是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加均衡的阶段,我国对外开放从早期引进来为主转为大进大出新格局,但与之相应的法律、咨询、金融、人才、风险管控、安全保障等都难以满足现实需要,支撑高水平开放和大规模走出去的体制和力量仍显薄弱。

这就是说,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关于下一步怎么开放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作出部署,我在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出了要求。希望大家不断探索实践,提高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自觉性和能力,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22-24页

在市场、产业、科学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领导干部必须有较高的经济专业水平。资本投入、安全生产、股市调控、互联网金融管控等都是高风险、高技能的,如果判断失误、选择不慎、管控不力,就会发生问题甚至大问题,严重的会影响社会稳定。一段时间以来,在安全生产、股票市场、互联网金融等方面连续发生的重大事件,一再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现在,经济社会管理难度很大,各种复杂因素很多,出现一些失误是难免的,但学费不能白付,要吃一堑长一智,举一反三,避免同一种失误一犯再犯。对各种项目、投资、金融活动,要深入研判、评估风险,不能见钱眼开,有奶就是娘。简政放权、先照后证不是不要管理了,该管的还要管,上级部门放的权,下级要接住,不能出现真空地带,这也是守土有责。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加强学习,增强领导能力,提高管理水平,不断增强作决策、做工作、抓管控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36-37页

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组合,是当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支柱性政策。贯彻落实这五大政策,都要注意突出重点。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的一个发展战略重点。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6年1月29日),《人民日报》2016年1月31日

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党章都写明了这一点,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

我在这里重申,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2016年3月4日),《人民日报》2016年3月9日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世界科技发展酝酿新突破的发展格局,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地发展,加快形成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机制和环境,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5-16页

当前,金融风险易发高发,虽然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不良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债券违约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外部冲击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等正在累积,金融市场上也乱象丛生。金融风险有的是长期潜伏的病灶,隐藏得很深,但可能爆发在一瞬之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如果我们将来出大问题,很可能就会在这个领域出问题,这一点要高度警惕。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2月14日)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三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我国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同投资和出口主导的需求结构是相匹配的。现在,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相对下降,供给结构很不适应需求新变化。更深层的一个问题是,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但供给体系未能跟进,结果是一方面过剩,另一方面不足。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不能把结构性供需矛盾当作总需求不足,以增发货币来扩大需求,因为缺乏回报,增加的货币资金很多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大量游资寻求一夜暴富,再加上监督人员同“金融大鳄”内外勾结,去年发生的股市异常波动就与此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而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下降。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本来属于实体经济,但用加杠杆的办法进行房地产投机就不同了。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投资机会,加上土地、财税、金融政策不配套,城镇化有关政策和规划不到位,致使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投机需求旺盛,带动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房地产高收益进一步诱使资金脱实向虚,导致经济增长、财政收入、银行利润越来越依赖于“房地产繁荣”,并推高实体经济成本,使回报率不高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

这“三大失衡”有着内在因果关系,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如果只是简单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不仅不能解决结构性失衡,反而会加剧产能过剩、抬高杠杆率和企业成本,加剧这种失衡。基于这个考虑,我们强调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定政策,通过去除没有需求的无效供给、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打通供求渠道,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2月14日)

我们要紧紧抓住经济调整的窗口期,扎扎实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转变、经济增长动力加快转换。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着力、不紧抓,一旦其他大国结构调过来了,我们就会在下一轮国际竞争中陷于被动。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2月21日)

防控金融风险,要加快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强化统筹协调能力,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要及时弥补监管短板,做好制度监管漏洞排查工作,参照国际标准,提出明确要求。要坚决治理市场乱象,坚决打击违法行为。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2月28日),《人民日报》2017年3月1日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7年4月25日),《人民日报》2017年4月27日

准确判断风险隐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总体看,我国金融形势是良好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同时,在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因素综合影响下,我国金融发展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金融危机外溢性突显,国际金融风险点仍然不少。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形成的风险外溢效应,有可能对我国金融安全形成外部冲击。对存在的金融风险点,我们一定要胸中有数,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7年4月25日),《人民日报》2017年4月27日

维护金融安全,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在全面做好金融工作基础上,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科学防范风险,强化安全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金融业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7年4月25日),《人民日报》2017年4月27日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7月14日),《人民日报》2017年7月16日

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要推动经济去杠杆,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要坚决整治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治体系。

——《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7月14日),《人民日报》2017年7月16日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3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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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宋晨、姜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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