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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平:日本战后处理不能逃避“战争加害”责任

2015年08月27日08:26   来源:光明日报

原标题:日本战后处理不能逃避“战争加害”责任

编者按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国家图书馆与光明讲坛合作,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步平就中日战争及战后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

更详尽内容于2015年8月15日在“国图公开课”网络平台(open.nlc.cn)推出。

1945年8月15日,日本通过天皇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9月2日,停泊在东京湾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甲板上举行了日本向盟国投降的仪式;9月9日,日军在中国战区受降的仪式在南京举行;10月25日,驻台湾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

从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那时起到今天,历史的车轮已经行进了70年。在战争结束将近四分之三世纪的历史阶段里,中国与日本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战后初期的动荡,相继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两国关系在43年前的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进入了21世纪的战后新时期。

但,为什么由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一场侵略战争的阴影直到今天似乎仍然挥之不去?“日本的战争责任”这一概念,为什么始终作为问题徘徊于中日两国关系中?

从天皇的“终战诏书”谈起

我们来看1945年9月9日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的投降书,其中前两条记载:

一、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已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

二、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令规定“在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内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再看1945年9月2日日本向反法西斯同盟国投降时的投降书,开头这样写:

我们兹此宣布:日本皇军总将所有日本陆军部队以及所有日本辖下地区的武装部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但是,我们再看一看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在向全日本广播的内容又是什么样的呢?

1945年8月15日被有的人称为“日本历史上最长的一天”。这一天从上午开始,日本的广播电台就反复地播送着将在中午12时有天皇的重要广播的消息。昭和天皇即位20年来,还从来没有直接向日本人发表过讲话。于是人们对天皇的讲话内容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尽管有人心中对天皇是否要宣布接受同盟国的宣言有些不祥的预感,但是更多的人相信:像过去由人代为宣读的敕谕一样,天皇仍要继续激励日本人进行战争。也有人认为在经历了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及苏联的出兵后,天皇可能要宣布进行最后的决战。

当广播电台12点报时刚刚开始的时候,日本各地的民众便都聚集在收音机前了。电台开始以所谓“玉音放送”的形式播出了昭和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

天皇在诏书中首先肯定日本军人 “勇武善战”、官员“励精图治”、一亿人民“克己奉公、尽其最善”,目的是为了日本的“安宁”和世界的“共荣共乐”。但是又说“战局仍未好转,世界大势于我不利”,而同盟国一方又使用了“残虐之炸弹”,如继续作战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波及人类之文明”,因此为了“亿兆之赤子”而不得不宣布接受美苏中英四国共同宣言。另外,诏书强调宣战并非自己的本意,而是为了日本的“自存”和东亚的“安宁”不得已而为之,但目的仍是“解放东亚”,只不过目标未能实现。诏书中所指的战争是自1941年开始的“已阅四载”的与英美的战争,而对侵略中国的战争则不置一词,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

人们往往把天皇的这一诏书视为日本投降的标志,认为从此日本进入了战后。的确,日本的战后是从天皇宣布这一诏书开始的。但我们将这个诏书与在美军“密苏里”号战舰的投降仪式上以及在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的投降书相比较,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最根本的差异,就是天皇的讲话从未使用“战败”“投降”的概念。

《终战诏书》仍然坚持着皇国史观,不过是从形式上以暧昧的态度结束的战争,所以从对战争责任认识的角度和对历史负责的角度,《终战诏书》可以说没有任何建树。这就带来了战后关于历史认识的一系列的问题与争论。这也是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日本右翼和保守派势力强词夺理地声称当年的战争是“解放亚洲”的大东亚战争的原因。战后日本社会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复杂性,也可以说是从这时开始的。《终战诏书》其实是埋下了日本人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伏笔”。

围绕战争责任认识的争论

那么,日本战后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呢?现在的日本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究竟是如何认识的呢?经常听到有人说:日本从来没有反省和道歉,从来不承认战败,这种说法正确吗?

日本在战败前不存在“战争责任”这一概念,那时的日本人从未考虑过“战争责任”问题,因为当时的战争观认为国家进行的取得殖民地的战争是正当的。

日本战败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当时的日本皇族政府企图通过所谓“一亿人总忏悔”的口号,引导人们思考战争失败的技术层面的原因,将战败的责任分解到每个日本国民的身上。正如当时国际社会批评的那样,这种所谓的追究责任是为了在下一次战争中绝对不败北而进行的战争准备。但是在盟国对日本进行了战后审判、褫夺与战争有关人员的公职,从法律、政治与行政的各个侧面对日本政界、军界、财界进行了追究后,日本社会才开始思考自己与“战争责任”的关系。所以说,“战争责任”对于多数日本人来说是因战败才在事实上接触到的概念。

日本社会对于“战争责任”的理解,直到今天仍有两个不同的角度,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情况是日本人从自身的战争体验出发,追究使日本国家陷入崩溃乃至被占领,使日本国民遭受原子弹爆炸和飞机轰炸的国家及国家指导者的责任,即日本政府、军部等政治领导及与鼓动战争有关的机构的战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认为自己是战争指导者的“欺骗”对象,从自己遭受战争伤害的被害者的立场对战争责任进行追究。另一种是从批判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和实施战争犯罪的角度或立场出发,对包括参与战争的日本民众在内的整体的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追究,这也是战后同盟国及受到日本侵略奴役的国家的立场。这里所说的“战争责任”,其实是日本作为战争“加害国”的责任。毫无疑问,中国、韩国以及亚洲多数遭受日本侵略或殖民统治的国家是从这一角度和立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

上述两种“战争责任”概念的含义并不相同,对“战争责任”追究的深度也很不一样。前者,即从日本人是受害者的角度思考战争责任的立场,尽管也批判日本的军国主义,指向和平,并且日本人的战争受害也的确是事实,但视角明显狭隘,从日本人的战争被害立场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涉及被害国人民的感情,得到战争被害国民众的理解是相当困难的。后者,即从日本的战争加害的角度与立场对日本战争责任进行的追究,因为与遭受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国家、民众的立场相同,超越了狭隘的日本人战争被害的立场,所以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呼应。

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与思考,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日本战败后的第一个10年,当时关于“战争责任”的讨论曾经十分热烈。在从外部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追究的背景下,多数日本民众基于战后日本被占领和社会崩溃的现实,接受了从政治与法律层面彻底追究军部、政府战争指导者的责任的主张,其中一部分人还指出了天皇的道义的责任,甚至主张天皇应退位。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是日本国内关于战争责任追究的第二个10年。曾经被作为学生兵推上战场,有深刻战争体验的一批人成为这一时期思考战争责任问题的社会中坚。他们针对当时内心尽管并不积极支持战争,但必须与国家保持一致的违心现象,意识到战争中日本人的“主体意识”已经丧失,在政府的政治高压下集体“转向”。在批评国家对个人权利的肆意侵犯与剥夺的同时,知识分子也反省自己对国家发动战争的“不作为”。在日本很有影响的政治学者丸山真男提出知识分子是“悔恨的共同体”的主张,代表了当时日本多数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认识。

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当时,国际社会掀起反对美国在越南屠杀及轰炸的和平运动,日本的和平运动也联想到日本军队曾经在中国的行为,开始讨论“日本的战争加害责任”,提出了日本人应自觉地认识对中国加害的战争责任。这一时期,围绕日本国会争论靖国神社国家管理法案,以及日本历史教科书应如何记述侵略等问题,日本的知识界就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实证性的研究结果促使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思考更具伦理的自觉性。所以,当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有这样的话:“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以冷战结束为转折点,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曾在冷战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战争被害国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发出了强大的追究的声音,对日本国内追究战争责任的活动也有极大的影响。海外的战争被害者的声音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大众层面的战争责任的认识与对外交流。所以在1995年8月15日,当时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谈话,首次代表日本政府向亚洲的战争受害国承认日本过去“通过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此后历届日本政府都把村山谈话作为在历史问题上的正式立场。

日本的和平运动接受了国际社会立足于维护人权和妇女权的立场对“慰安妇”为代表的战争犯罪的追究,以一批法律工作者为中心思考对战争受害人的“战后补偿”问题,推动从法律和政治层面对中国、韩国战争受害人予以战后补偿的诉讼。

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关于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主要基于日本人的战争被害立场的话,那么,从后两个阶段,特别是从第四阶段起,思考“战争加害”的呼声在日本和平运动和追究战争责任活动中开始越来越强烈,形成日本社会的“正义声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战后日本在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的认识方面,其实是存在不同声音的,日本社会内部的努力与反思值得我们关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通过对靖国神社问题和日本历史教科书两个问题的具体剖析加以说明。

日德对战争态度不同的缘由

日本人自己也是有思考的,所以在日本国内围绕靖国神社有长期的争论,国会连续6年否决了将靖国神社“国有化”的自民党的提案,民众对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提出诉讼,有的法庭也判决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违法。战后只有一半的日本首相在任上去参拜靖国神社,国内还有相当多的强烈反对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力量。民意调查证明:反对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人还略高于支持的人。多数人还没有态度。

关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战后,日本社会围绕教科书始终存在“改善”与“改恶”的两种趋势,1997年,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改善”是最好的时候。文部省审定的7种初中历史教科书全部记载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日本右翼势力就决定编写第8种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这本“新历史教科书”宣扬的历史观完全是日本战争中的那一套。但是 2001年,也就是这本书刚刚通过文部省审定的时候,采用率是0.039%。又过了四年,2005年这本教科书在第二次通过审定后的采用率也不过0.4%。所以,我们当然对这本新历史教科书感到愤怒,但是不要把我们的愤怒指向所有的日本学生,而要同不使用这本教科书的老师和学生共同来批评这本教科书。如果我们共同来抵制这本历史教科书,就能够取得更好的结果。

谈到这里,许多人也会将日本与德国的战后处理进行比较,他们之间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呢?

二战结束初期的德国满目疮痍,普通德国人每日都在为生计而奔波,不关注战争责任问题。随着冷战的加剧,西方占领国失去了彻底清洗纳粹分子的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迅速扶持西德成为西方阵营的实力成员。朝鲜战争爆发后,“北约”鼓励西德总理阿登纳重建军队。为了借助于原纳粹高级军官的专业能力,同盟国与西德政府提前释放了曼施泰因等纳粹高级将领。因德国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对清算的抵触情绪,加上冷战的掩护,1960年代中期之前,联邦德国对于纳粹历史的反思与清算只是点滴现象,更多的是对纳粹历史的无视、沉默与回避,许多罪恶累累的纳粹分子幸运地逃脱了应有的惩罚。

使德国人关心战事有外部与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一是在占领军支持下纽伦堡审判揭露了纳粹的罪行,一是60年代的eichmann事件、以色列对纳粹的单独审判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但更重要的是内部的因素。内部因素中,首先是德国司法界的努力,始终追诉纳粹战犯,要求延长甚至取消追诉时效,并通过1958年的乌尔姆的行动队审判、1963年至1965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威辛审判,对德国战后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国人被纳粹罪行所深深震撼,并由此首先在知识与政治精英中激发起一种强烈的道德反思意识;而重要的是,审判中被揭露的纳粹犯罪事实给年轻一代以极大精神打击,他们希望清算父辈们的历史,对他们进行公开的政治和道德审判,试图以此摆脱上一代留下的不堪重负的历史耻辱。

1968年11月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以年轻一代的名义给了原纳粹党员与高级官员、西德总理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

1969年,联邦总统吕布克因曾在设计过纳粹集中营的建筑公司工作的经历受到舆论攻击而下台。

代际冲突使德国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新定位,一种更具反思意识的历史观开始在具有左翼倾向的政治及知识精英中形成,随着左翼政党社民党在60年代末成为主要执政党,反省纳粹罪行在德国的民主文化中开始发酵;更重要的是,随着68一代逐渐成为社会中坚,德国反省纳粹历史的自觉意识也完成了质的转变,最终形成广大公众接受的主流意识。

尽管反思二战罪行已成为无法撼动的主流民意,但替历史翻案的尝试却一直存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一刻未停。例如,勃兰特在华沙吊唁华沙起义犹太人纪念碑,并下跪谢罪,但这一举动在德国国内引起巨大争议,据调查只有约百分之四十的人表示理解。

不过,进入90年代后,德国政府和政治家的行动值得肯定。

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在法律上限制了纳粹的死灰复燃。

1999年联邦众议院通过在柏林建造纪念六百万纳粹大屠杀犹太人受害者的大规模纪念碑的决议。众议院采用了美国建筑师埃森曼的碑林设计。碑林建造在处于柏林统一后中心位置的波茨坦广场,面积约为150立方米,包括2711个从30厘米至5米高低不等的石碑碑林。纪念碑林将告诫世世代代的德国人牢记纳粹时期的罪恶,永远不让黑暗的历史重复。

1995年德国总理科尔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再次下跪道歉,同时成立赎罪委员会,以向在二战中受德国侵略的国家赎罪。

2005年,德国总理施罗德低沉的话语在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遗址上空回荡着。“过去的历史我们已无法挽回,但我们能够从那段历史中,从我们国家刻骨铭心的那段耻辱中吸取教训。德国决不向试图忘却或不承认那段历史的任何企图让步。”

德国的反思是彻底的,但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是人类道德、司法良心、外部压力和代际冲突等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相关法律和教育制度的建设,对纳粹历史的定位在德国深入人心。与日本相比,民间和知识分子层面的思考与反省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但政府与政治家的态度却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要关注日本社会的进步力量和正义的声音,与他们一起抵制日本右翼与保守政治家的政策。

中日历史问题本质和趋向

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们经常讲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是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从沉沦向上升转折的关键点。在抗日战争的后期,中国的确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的重要国家,成为当时的四大国之一。但是,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不心悦诚服,中国对自己的大国地位的认识也不很清晰。但是在战后将近70年的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则已是无可争议的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也是指日可待了。回想1840年以来被列强强加不同等条约的中国社会,有多少人渴望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复兴,也进行了努力和抗争,但一次次的斗争都一次次的失败,结果是屈辱地割地赔款。只有在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才取得了战胜者的身份,根本改变了被列强欺凌的局面。

当然,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还与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有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选择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对内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这样发展的结果,使中国在抗战胜利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45年的时候,中国工业产品所有品种全部低于美国同期的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于2000多倍,9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但粮食还不能自给。但今天,GDP的排名,中国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从2010年就开始超越了日本。这一张图表明了近年来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国的红色曲线迅速上升,与日本的蓝色平缓的曲线形成明显对比。

中日两国是近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高速发展,曾在60-70年代的日本发生过,但那一现象对日本来说已经是历史了。近代以来长期落后于日本的中国迅速超过日本的现实,则使许多日本人感到惊讶。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发展给日本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承认现实搭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便车的日本企业家大有人在。但日本的右翼和保守派却不那样看,他们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对日本的威胁,感到难以适应。而把中国的发展宣传为中国的威胁,正好被用来作为推行其修改和平宪法的借口。而日本保守势力的活动,因为迎合了美国所谓“重返亚洲”的战略目标,所以同美国抑制中国的动作,这就是近年来中日关系发生剧烈动荡,面临邦交正常化42年来最困难局面的重要原因。

最近一段时间,日本方面在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上出现的消极举动,破坏了抗战胜利后经过几代人艰苦努力建立的中日关系。特别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12月参拜靖国神社,更给中日关系造成了新的重大的政治障碍。

我们已经看到,为了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历史的真实和经验教训,我们与安倍政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于中日关系的前景应当如何看呢?这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

前面已经谈到,战后的日本社会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战前不可相提并论了。虽然日本政治近年右倾化比较明显,但维护和平的力量制约右翼与保守势力的为所欲为的现实也不可忽视。我觉得,我们应当与日本的进步力量一起,反对安倍政权将日本政治拉向右倾的道路。

我们看到,今后的中日国力的对比,肯定会继续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战略主动性将持续增强。之所以深信这一点,是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第一,如果说国与国较量的话,最根本的是国家实力的较量。抗战前期之所以出现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的艰苦阶段,就是因为近代以来不断衰弱的中国难以与刚刚崛起的日本对抗。今天的中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关键的也是中国的国力在不断壮大。而战后中国壮大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在和平的大背景中,保持自己的稳定发展,同时努力营造对我们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作为地区甚至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对周边和世界本来是积极的因素。有些人之所以渲染“中国威胁论”,其实是一方面不能不承认中国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的持续发展还没有建立信心。所以,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把住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今后在引导和规范中日关系的资源和手段方面会越来越主动,对付右翼与保守势力也越来越有信心、耐心。

第二,与前一条紧密相关,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蕴藏着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团结是抵御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伟大精神力量。近代以来列强之所以能够用不平等条约体系束缚中国,就是钻了当时我们的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空子。抗战之所以能够胜利,中华民族之所以取得解放,则是建立了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所以,这一条经验,也是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永恒动力,特别值得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继承和发扬。

第三,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能够结成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使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积极争取主动,同时不失灵活,是战争中的重要战线。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把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事业与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人类共同事业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今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争取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也要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的发展壮大肯定会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步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的中方首席委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2006年起主持中日两国政府间历史问题对话,担任中方首席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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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秋怡、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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