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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夜写作已成常态——夏春涛研究员谈纂修《清史·通纪》艰辛之路
杨丽琼
2013年05月06日11:29   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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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通纪》部分一、二审清稿

3 平均每天写400来字

撰写《通纪》第六卷,夏春涛用了整整8年。2012年夏天,当他得知书稿通过了二审时,曾对身旁的朋友感慨:“耗尽心血,终于把它写出来了!自己身体没垮掉,还能活蹦乱跳的坐在这里,真让我感到万幸。”

当初接受《清史·通纪》项目时,夏春涛已调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从事当代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他慨叹,同时从事两个领域研究,写清史又不能耽误本职工作,只能见缝插针挤时间。即便集中时间写,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平均每天也就写400来字。问及个中原因,夏春涛颇有些嘘唏:这段历史怎么写,怎样做到详略得当,处理好并不容易。

第一个难点是太平天国的“主体性”处理问题。“考虑到作为一个与清政府对峙这么长时间的政权,修史应该给予应有的尊重;但如果太突出太平天国,又会冲淡清史的主题。因此,怎样处理太平天国的主体性,很费斟酌。最后,还是以清王朝的兴衰史为叙述主线,把太平天国等大的政治事件放在清史的框架内来写。”

其次是需要研读的资料多。夏春涛说,“太平天国最主要的一千多万字史料,我早已读过不止一遍,清史的其他档案资料我也看过不少。但撰写《通纪》,我又重新研读资料,包括《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资料》26册,1400万字;《清文宗实录》即咸丰皇帝的实录,356卷,还有前面的道光实录、后面的同治实录,都得看;《曾国藩全集》30多册1500万字,也是必看的。”

第三个难点不仅在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多,难免见仁见智,还在于“一方面太平天国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同时重复性研究多,仍有不少薄弱环节,包括一些史实至今还未搞明白。”比如,清王朝和太平天国交战那么多年,各场重要战事的双方兵力多寡和部署、伤亡情况、进军路线等,以往众说不一,夏春涛只好去查档案资料,“而且不能是清方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还得参阅各种档案和官私史书加以考订。”

“头绪多而篇幅有限”,是又一个难点。摆在夏春涛面前的是当时给清政府带来危机的太平天国、捻军、天地会武装、英法入侵等发生在同一个大的时间段、互有关联又独立成事的一个个“头绪”,以及与之相关的众多人物,还有清政府是如何对待、处理危机的。所有这些内容,他只能写35万字左右。他说,“罗尔纲先生写的《太平天国史纲》,近150万字;茅家琦先生编的《太平天国通史》,100多万字。”“光一个太平军北伐,张守常老师就写了30多万字,但在我这一卷里,只能写1万字。1万字要把太平军北伐的脉络线索过程讲清楚,还得写出历史的深度和厚度,还要有可读性。这对全卷重点的把握、内容的取舍,都带来很大困难。”

4 争议问题用脚注的方法交待

2012年9月,《清史·通纪》第六卷的“二审清稿”终于装订成了一本大16开、508页、每页上仍留着1/3空白的厚书。与以往史书不同的是,《通纪》的体裁采用了章节体,不再是纪传体。而且几乎每一页都有脚注,不仅标明引文、史实的出处,还将不同学术观点及史料记载上的歧异,一一作了介绍。

有清一代长达300年,清史研究不仅存在着不少众说纷纭的“疑案”,对其中许多史事、人物的评价,学术上的争议也一直存在。夏春涛说,编委会规定,对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仍然难以取得共识”的问题,在没有新材料的情况下,统一采取一种倾向性的说法,但需说明采择一说的依据和理由,同时将其他不同观点以脚注的方式简要介绍。对于一件事情有多种记载,或者学术界存有争议而尚无定论的,新发现的资料或研究成果足以推翻“旧说”的,都需要用精练、准确的脚注标清楚。包括未能考订清楚仍存疑的,也应在注释中交待。

但也不是大小事都去考异。编委会明确,有的疑案已被史家多方考证,迄今无果,就不要再去考证。如孝庄文皇后是否下嫁多尔衮,说法甚多,迄今尚无史料加以证明,可作存疑。顺治帝遗诏、雍正夺嫡,说法很多,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就都采用《清实录》的记载。

夏春涛在第六卷中脚注了许多“今之学者见解不一”的问题。如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日期,夏春涛认为起义不是在某一天发生的事,但不妨碍采用某一天(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作为纪念日,他同时注明了罗尔纲等学者研究得出的不同时间。又如太平天国时期人口的损失数,他写道:“由于……现已无法精确统计”,“只能根据方志等零星片段记载推算出一个相对接近的数据。”但在脚注中,他列举了研究者“得出的多个数据及各自的依据,以及当今一些学者对推算当时人口的见解”。国内学者对李秀成被俘后的《自述》及是否“乞降”、捻军“分军”地点的不同看法,1949年后史学界高度赞颂太平天国的缘由等,脚注中都有简要全面的介绍。

夏春涛坦言,自己用心尽力写了,但错讹不当之处仍在所难免,书稿虽通过了二审,自己并没有如释重负之感。

5 后期整合任务还很艰巨

记者获悉,目前,《通纪》的书稿已有四卷完成二审,五卷处于一审和二审之中。尽管《通纪》的撰写一直是在编委会的主持尤其是戴逸先生的具体指导下进行,但整部书稿毕竟成于多位主持人之手,虽经多次打磨,仍有部分内容尚须加工。

最后的整合工作也很艰巨。不仅各卷的文字风格差异要尽可能统一,其内容与《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也必须协调。

如闭关政策,《通纪》里要讲,《典志》的对外贸易志、商业志里也得讲;对外关系、民族关系、发展经济等诸多问题,《典志》里都有对应的“邦交志”、“民族志”,以及“农业”“手工业”、“商业”、“近代实业交通”乃至“漕运、盐政、钱法”志等等。又如人物,《传记》中每位皇帝朝收入100余人,另外还收入入关前及学术、艺术、工商、宗教、农民领袖、革命党人、遗民、外籍人士等共1680人,总计超过3000人。其中凡《通纪》提到的,其历史定位、事迹、评介,乃至字、号、籍贯、生卒年、家世等,都不能出现二者不一致的情况。

今年已87岁高龄的戴逸先生多次表示“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看到《通纪》的正式出版”。但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家及所有参与清史工程的学者来说,《清史》的质量高于一切,编委会不会因为着急完工而放弃精心打磨。

(责编:赵晶、朱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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