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先生与学生的辩证法”

1943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毛泽东第一次较为具体地论述了群众路线的思想：“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群众路线的内容看似简单，但如何在实践过程中有效地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切实做好群众工作，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需要极高的辩证思维和实践智慧。毛泽东当年用“先生与学生的辩证法”来说明党群干群关系，强调把握和践行群众路线需要讲两点论，不能走极端。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1949年3月13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指出：“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实际上通过“先生与学生的辩证法”来阐明党的群众路线，尤其是党群干群关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干部兼具的两种身份：群众的“学生”和“先生”。两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

一是要做群众的学生。它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从价值观层面上看，做群众的学生就是树立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群众的学生、服务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价值立场。第二，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角度看，做群众的学生，就是深入群众，向人民群众虚心学习，广泛听取群众各方意见，汲取群众的聪明才智，及时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第三，从党的工作作风角度看，做群众的学生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的教育。

二是要做群众的先生。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探讨。第一，从认识论角度看，做群众的先生指党及其领导干部要对群众的意见进行分析、辨别、集中和总结。群众的意见是零散的、不系统的，甚至有时是“错误的”“非理性的”。人民群众意见的集中和总结，要由领导干部来做。判断群众的意见正确与否是领导干部的责任。“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对群众意见的总结要全面、客观，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第二，从“先锋队理论”看，做群众的先生指我们党要走在群众前头，领导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善于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为什么党要做群众的先生，并且能够做群众的先生？因为群众有自发性，不能仅仅依赖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需要先进政党领导；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是先锋队，更能够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更能够把握和维护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董必武曾说过：“像群众长远的利益或最高的利益，群众自身往往是看不见的，必须有党领导，群众才不致走错路。”

从理论角度看，“先生”与“学生”的关系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双向的，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做好群众工作，要坚持辩证法。领导干部要做群众的学生，避免命令主义；做群众的先生，避免尾巴主义。

从实践角度看，做好新时代群众工作需要双管齐下，既要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做好群众的学生；又要领导群众、教育引导群众，做好群众的先生。当前，普遍突出的问题恰恰是领导群众、教育引导群众不够。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条件下人民群众呈现出新特点，导致群众接受教育引导的难度在增加、效果在下降。一方面，人民群众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不同群体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群众的“差异性”在增强，增加了党整合群众矛盾，教育引导不同层次群众的难度；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和利益意识不断增强，甚至在一定范围内滋生了民粹主义，人们更看重现实利益和个人利益，对集体利益和未来理想的关注度下降，在此背景下，“做群众的先生”更难了。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