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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中的钱耕森先生

汪致正

2018年08月09日08:15    来源:中华读书报

原标题:学术史中的钱耕森先生

  钱耕森

  2018年春节大年初一晚上,CETV-1(中央教育台一套)播出当今国学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最高奖——汤用彤学术奖颁奖仪式,将2017年度学术奖颁发给了安徽大学资深教授钱耕森先生和已故四川大学卿希泰先生。钱先生荣获此奖是名至实归。

  不断探索

  钱先生自1951—1958年就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哲学系,66年来不断探索,始终乐此不疲,晚年厚积薄发,终于获得了应有的褒奖。据钱先生讲,他获此奖事前一无所知,是由于他创建了新的哲学体系“大道和生学”,故此评委们给予他“汤用彤学术奖”。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和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等给予高度评价,多位学者就“大道和生学”写过几十篇评论性文章。我在研究钱先生的这一成果后,在《钱耕森先生“大道和生学”的哲学意义》一文中指出:钱耕森先生提出的“大道和生学”,与各种囿于社会学领域的“社会哲学”或名为“哲学”实为“社会学”的新学说相比,其哲学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其贡献之一是揭示了西周末年的史伯提出了中国早期的哲学概念、哲学术语、哲学命题和哲学原理,并且将中国哲学史提早了180余年;其贡献之二是确认了史伯论述“和生万物”这一哲学命题和“以他平他谓之和”这一内涵和定义,其实质是提出了“认识万事万物的产生和变化,取决于构成事物的不同要素之间是否‘平衡’”。因此,“大道和生学”是研究和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平衡”与本质和规律如何共同起作用的重要哲学学说。对此,可从“和生学”之真、“大道和生学”之美、“大道和同学”之善对“大道和生学”进行检验,得出结论是:“大道和生同生学”的哲学原理是对“大道和生学”的补充和完善,该学说不但对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普遍意义,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也具有普遍意义。

  大道至简

  钱先生的成果是与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分不开的。我时常就一些学术问题打电话向钱先生请教。钱先生的学问涉及面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横跨儒释道,有时甚至还爱写点京师大学堂的史料和对名师的回忆等等。他的功力全凭几十年来扎扎实实探索的真学问,因为他不可能像中青年学者那样熟悉电脑查询,拥有海量的电子书籍和电子工具书。

  我与钱先生相识于2013年。当时我正研究《老子》,准备从训诂字义、对勘版本入手,重新注释。做资料准备时,我看到了钱耕森先生写的《老子百问》一书。这本书使我进一步了解到许多关于老子的知识,与此同时我更被作者朴实无华、流畅通俗的文笔所吸引。于是我凭借自己当通讯兵时练就的找人功夫,一连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查到了钱先生的联系方式。接下来多次给钱先生电话,就研究老子中遇到的问题数十次与钱先生交流、向钱先生请教。钱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回复与解答。

  第一次拜访钱先生之前,我在网上曾检索过钱耕森先生的简介,使我有些不解的是,凭他的学术背景,怎么也该著作等身才是,然而他的专著却寥寥无几,当然他在海内外发表了二三百论文。这些疑惑,随着我与钱先生的深入交往,以及对学术圈、出版业的了解,一切就都明白了。钱先生1958年从北大毕业,北大和高教部已经决定他留校,但当时的国家计委正在安排发展边远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要选派专业好,信得过的毕业生,于是就选到钱耕森去刚恢复的贵州大学。过了一年,要将他调到四川大学新建的哲学系,却由于钱先生正下乡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调令寄到学校被压下而错过了。直到文革后期“斗、批、散(改)”,才回到家乡安徽,成了安徽大学的教授。改革开放后,又错过了杭州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几次要他的机会。他退休前,安徽大学的学术研究经费极为短缺,而出版社、杂志社对于销量有限的学术著作,又有一些各自经济核算的要求,种种现实的业态使得钱先生的学术成果未能正常发表。

  2013年12月底,安徽大学召开钱耕森先生的“大道和生学”学术研讨会。全国各地来了几十位学者,我也有幸参加了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内容是钱耕森先生提出的“大道和生学”这一新的哲学体系。会上,各位学者都对钱先生的研究成果作出高度评价。

  在我与钱先生的多次交谈中,都感受到他扎实的学术功底与“大道至简”的平实表述方式。钱先生经常与我谈到他对“大道至简”的实际体会和例证,例如,他多年前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机场与华东师大杨国荣教授谈到《老子》只有五千言,《大学》与《中庸》都很薄,马克思主义天才世界观萌芽的《费尔巴哈论纲》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都仅有几百个字,毛泽本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篇幅都很短……。就这个问题,他曾与北大的老同学讨论过。后来,和我也谈到古今中外名家的“大道至简”。

  钱先生还不时会用简单直白的词语解释一些不易让大众掌握的概念。例如,他说,“命运”就是讲“必然性”,“运气”就是讲“偶然性”。这样一说,通俗易懂。

  钱先生在指出我的学术问题时,经常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有一次,我谈到通行本《老子》中,“大道废,有仁义”这句是根据王弼本的经文,而马王堆帛书《老子》中,这句经文是“大道废,安有仁义”,从《老子》全书的哲理来看,老子始终在谈“道”是支配一切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的必要条件。王弼本“大道废,有仁义”意思是“大道废弃了,就需要仁和义发挥作用,或者解释为“就体现出仁和义的重要性了”,这种经文违背了老子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不能人为废弃”的思想,而帛书本“大道废,安有仁义”意思是“大道废弃了,哪里还谈得上仁和义”,这种经文体现了老子认为道是万事万物,包括仁和义的必要条件。这时,钱先生说,不光是必要条件,而且是充要条件。我听了肃然起敬,真不愧是金岳霖先生的高足,一下就从逻辑上指出了我表述中的不足之处。

  2014年5月22日,钱先生到北京参加清华大学召开的纪念金岳霖先生诞辰120周年活动。在会议之余,我就研究《老子》的初步看法向钱先生请教。我跟钱先生谈到,自己写《汪注老子》时(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在《老子》全书中,从哲学意义上,逐一检验了“道与规律”的含义相通。中国人研究道,与西方人研究规律,二者都是为了探究事物必然的因果关系,以便认识道、掌握道、不要把“道”概念神秘化、复杂化,使人不知所云。钱先生对我认为“道”就是指“规律”的提法表示了赞同和鼓励,但同时又指出了这种提法还需要略加补充完善。

  博采众长

  2014年5月23日,钱先生和我一起去拜访他当年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张世英先生。师生畅谈当年往事和做学问的心得。我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钱先生是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当年扩大招生,班上仅8人,钱先生是班长,他的老师主要有金岳霖、冯友兰、邓以蛰(其子为邓稼先)、沈有鼎、任华、王宪钧、张岱年、周礼全、朱伯崑等。同学有李学勤等。1952年院系调整时清华大学撤销了文科、社科,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北大哲学系直到1956年,一直是全国唯一的哲学系。这四年里,师资阵营盛极一时,除了清华的老师,又增加了汤用彤、贺麟、郑昕、汪子嵩、任继愈、齐良骥、王太庆、晏成书(女)等北大的老师以及燕京大学的洪谦等老师,南京大学的宗白华等老师,武汉大学的周辅成、江天骥、张世英、陈修斋等老师,中山大学的朱谦之、马采等老师,等等。钱先生也随之成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同学有孔繁、林可济、张翼星等,又当上班长,一直到1958年从北京大学毕业。

  离开了张世英先生家,在路上,钱先生提出,将“道”仅仅解释为规律的不足,他认为,即使将这种解释逐一在《老子》全文逐一检验,能说得通,也不一定就全面,他举例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道’既有规律的意思,也还有本原的意思,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生成“一”,并逐步生发出万物。”于是在我的《汪注老子》,结合上下文,增加了部分“道是指规律和本原”的注解。使得“道”的概念既简单明了.也经得起推敲。

  2014年5月22日,钱先生与我一起拜望汪子嵩先生,谈起当年汪子嵩除了学问之外,在解放前,西南联大时,汪子嵩就是地下党员的事。钱先生与汪子嵩先生相谈甚欢,我也受到感染。从两位老教授的热情,可见钱先生作为班长的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比一般的学生深多了。

  推进后学

  2014年,我的美国科学家朋友说,《老子》在国外的影响很大,而中国多数译注者对老子的理解都搞偏了,把老子的哲学学说搞成了社会学的学说,希望我能纠偏,于是我为了写一本通俗的、便于翻译成外文的《老子》,花了大气力对关键字义进行训诂、对多种版本进行对勘,以保证通俗版《老子》言之有理、言之有据。2014年12月14日,在合肥一次会议上,钱先生问及我近期所做的工作,我告知他,我经过多年的思索和研究,觉得历来对《老子》的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按理说,如果一句话中的关键字义不清,这句话是无法理解的。如果句子的意思不清,文章是无法读懂的。第二,中国古代对字义不是用定义,至多用义界,但老子传授时,与听的人概念应该是一致的,否则无法交流。钱先生说,《老子》是中国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至今大多数学者都是“照着讲”,而你提出新的观点,新方法,很可能是“接着讲”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愿意帮助你一起完成“接着讲”的工作。钱先生主动提出为《汪注老子》作序,序中对原书内容的提炼和把握,令我大为惊讶。

  2015年4月14日衡水会后不久,钱先生基于对我的信任。在我与人民出版社签订出版《汪注老子》的合同之前,便向成中英先生推荐我参加2015年8月底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作为唯一的没有学院派背景的学者,在这样高端的小型学术会上发表了《从考释字义的视阈新注〈老子〉》,这完全是钱先生推荐的结果。

  学者风范

  钱先生对学问研究的态度是严肃的,因此当我遇到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经常会征求钱先生的意见,例如,对于“道法自然”的“道”,我与钱先生多次探讨之后,出版《汪注老子》时,定义为“道是指规律与本原”,而“自然”一词,仍沿用人们常用的“自然而然”。后来,由于看到一些人认为“道是指机制和原动力”,我觉得“机制和原动力虽然是道形成的要素”,但这种认识忽略了“道”的最重要特点,即“必然性”。为了解决问题,必须先将“自然”说清楚。经过思考,我尝试注释“自然是指存在的原动因和原动力自行形成、自行组织、自行平衡、自行支配的机制。机制,在社会学中,则是指“在正视事物各个部分存在的前提下,协调各个部分之间关系以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具体运行方式。”

  钱先生回复:“道法自然”,指道含其派生的天、地、人……万物,都应遵循各自的本性与规律去生成与发展,即自然而然地去顺应万物客观存在的本性与规律去生成与发展,而不能人为地、主观地去干预万物各自的生成与发展,违背各自的本性与规律去生成与发展。所以,“道法自然”即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一一仅供参考。

  钱先生又回复:你拟给“自然”下个定义的初衷很好。但为什么大家都未采取下定义形式呢?“下定义”,是形式逻辑的要求。恩格斯早就指出形式逻辑只能解决家庭四壁之内的事儿(大意如此)。需要辩证法这种更高级的思维方式方法。老子的大智慧高智慧,超越了形式逻辑和一般辩证法吧?所以,大家都以自然而然、顺乎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诠释之。相对而言,比较接近老子的本义与大智慧吧。而不必以所谓定义强求之。等研究成熟了再说吧。你似乎把“道法自然”一会定义在自然界怎么怎么;一会又定义在社会怎么怎么……。可老子所言则是以万物整体对象的,宜注意之。一一仅供参考。

  钱先生对学问研究中的不同意见是持欢迎态度的。《弘道》编辑部收到一篇提出反对意见的稿子。编辑部出于对钱先生的尊重,征求钱先生的意见。钱先生十分大度地说,迄今这还是第一篇,听一下不同的声音更好。《弘道》于2016年第三期刊出该文。

  钱先生虽是学者,却有一副侠肝义胆。据说有一位著名学者在其学术生涯中,有些不顺利,钱先生知道情况后,便主动联系,以自己组织的国际老庄研讨会的名义,邀请他与会。钱先生还凭着学术功力和娴熟的文字功夫,多次帮助后学,仅仅我巧遇的几次,就见到今天学界的大学者,在当年尚未成名,来不及提交学术论文时,向钱先生求教或找钱先生救急,钱先生总是尽力帮助玉人以成。

  钱先生值得写的东西很多,篇幅有限,先到此搁笔。

(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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