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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央党校青年学者30人论坛”发言摘编

2017年04月28日09:02    来源:学习时报

  2017年4月19日,首届“中央党校青年学者30人论坛”在中央党校举行。论坛主题是“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立校先立人,立校有名师。中央党校的水平主要体现在一流的人才、一流理论水平上。今天,青年学者的成长成才问题显得更加紧迫重要,校委对此非常重视。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副校长黄浩涛多次谈到青年学者的成长成才问题,要求科研部为中央党校青年学者成长成才搭好平台、创造条件、提供服务。科研部认真落实校委校领导指示要求,力求在为青年学者搭好科研平台上下功夫,在提供科研条件上下功夫,在营造良好学术氛围上下功夫,在提供科研服务上下功夫。这四个下功夫称之为“助推青年学者成长计划”。实施这一计划分“研读经典、理论研讨、发表成果、推介人才”四个步骤。其目的,是用青年学者中的优秀人才和青年学者优秀团队把所有青年学者凝聚和带动起来,共同促进所有青年学者成长成才。这次科研部举办的“中央党校青年学者30人论坛”具有特殊意义。本论坛共有6位青年学者发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央党校青年学者团队在学习研究贯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方面的状况和成果。

  习近平工作方法的重要特点

  沈传亮

  方法论是指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总的根本方法。方法论正确,可以事半功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前进。”突出问题意识、牵住“牛鼻子”、注重精准施策、搞好顶层设计,是习近平总书记工作方法的重要特点。

  突出问题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增强问题意识、提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坚持问题导向的必然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具有发现问题的敏锐、正视问题的清醒、解决问题的自觉。

  牵住“牛鼻子”。这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解决矛盾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也是我们改革开放多年来的重要经验。牵住“牛鼻子”就是要抓重点抓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抓重点、抓关键,认为重要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到改革大局,是改革的重中之重。抓好涉及重大制度创新的改革,统一行动、毫不松懈,才能以重点突破牵引和带动全局,不断开创改革新局面。

  注重精准施策。提高改革精准化水平,关系改革全局和改革成效。精准施策是提高改革精准化程度的关键。精准施策就是要对准重点和要害发力,本质是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意区分改革举措的性质类型,分类施策、精准施策。要明晰解题思路,明确责任主体、明确关键环节、明确时间节点。”这为我们精准施策指明了方向。

  搞好顶层设计。就是要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改革统筹设计,加强对各项改革的研判,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期间提出:“改革推进到现在,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出改革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顶层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若干决定,都是很好的顶层设计。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方法论,擅长运用方法论,这是我们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个维度

  赵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可以从制度、文化和全球治理三个维度,来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

  制度自信是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国家治理体系层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我们不但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要对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中国制度不仅能解决自身发展的问题,而且能够创造良好的国际生态环境,使中国赢得尊重,打造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

  文化建设是关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价值观支撑。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国传统文化唯有“活”起来,才能“火”起来。

  全球治理是使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治国理政与全球治理的连接器。2015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商共建共享,恰恰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精神实质与基本原则。

  “一带一路”的内涵具有层次性。在经济层次上,强调合作共赢属性;在人文层次上,强调文明互鉴属性;在全球治理层次上,强调公共产品属性。“一带一路”就是通过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有效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难题,全面系统地回答如何完善全球治理结构。(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习近平治国理政与中国道路的支柱性理论

  唐爱军

  从中国道路支柱性理论的角度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一个可取的视角。在此视域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可以概括为“6+ 1”模式。“6”指的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国道路的六大支柱性理论的坚持和发展;“1”指的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着眼于未来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形成了国家治理论,为中国道路增添了又一支柱性理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中国道路的六大支柱性理论的坚持和发展。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成功开辟出一条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中国道路的有六个支柱性理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要义在于坚持和发展了这六大支柱性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论、党的领导论。

  习近平国家治理论为中国道路增添了又一支柱性理论。习近平为中国道路在未来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另一支柱性理论:国家治理论。国家治理要解决的问题,可以从三种机制出发加以理解。一是动力机制。国家治理要解决“相对发展起来”阶段的发展动力问题,培育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二是平衡机制。国家治理要建构平衡机制,平衡、协调一系列关系:协调民主与权威之间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协调好不同利益诉求,化解冲突与矛盾,以维护社会和谐;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国家政权的安全。三是导引机制。国家治理能力包括制度执行力和精神凝聚力两个层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建构导引机制。当前国家治理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多样化的价值挑战社会的核心价值和主流价值,价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影响到社会的凝聚与整合。因此,国家治理需要运用有效的价值导引机制,在多样价值中寻求价值共识;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

  (作者系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

  焦佩锋

  习近平总书记既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应用,更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

  在坚持方面: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老祖宗不能丢。第一,在总体态度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主要体现为两句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第二,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方面,要重视唯物辩证法,提升辩证思维水平,综合决策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第三,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方面,要重视社会发展规律,全面深化改革。

  在发展方面:坚持与时俱进,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第一,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第二,重视经济基础的作用,提出了新发展理念。第三,重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提出了顶层设计的概念,并强调顶层设计要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第四,重视意识形态的积极反作用,注重话语权建设,提出了若干思维方法。早在2010年3月1日,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同志曾经明确提出过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三大思维。此后,他又提到法治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等多种思维。辩证思维的基础是辩证法,辩证法既强调事物发展的历史过程,又强调事物之间的结构联系,历史思维和战略思维是对辩证思维的创新和发展,底线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创造性发展。第五,强调实践第一的实干意识,提出了钉钉子精神,只有坚持钉钉子的精神,坚持不懈,事业发展才会大有成效。(作者系中央党校哲学部副教授)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张 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可以看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特别注重以下两点。

  首先,要正确看待政府和市场关系。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15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并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成为善于驾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行家里手”。这些表述使得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政府作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被凸显了出来。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中国经济改革和实践是根植于当代世界经济总体结构中进行的。中国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开放实践,使“政府、资本和劳动三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成。以“三主体范式”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经济学说的必然。对于中国“三主体范式”的理解,应重点从特殊性层次进行认知,进而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

  从特殊性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三主体范式”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一是从党和政府(国家)角度来看其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把党和政府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理论框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包括党和政府经济工作能力的现代化。二是从劳动和资本关系角度来看其特殊性。劳动和资本关系的性质取决于占主导地位所有制的性质;当前我国所有制和资本的结构及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和资本关系具有相当程度的合作性,两者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之中。三是从发展思想来看其特殊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这些内容,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主体范式”的鲜明特征。

  (作者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教授)

  重建中国社会主义道统

  刘晨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深植根于数千年无比丰沃的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中。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就是成为更具文明论意义,同时也更具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社会主义。

  在当前的话语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而“中国社会主义”,自然包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以其为主体,但用意所在,也是为了把改革开放以前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整个中华文明的社会主义大传统包括在内。重建中国社会主义道统,正是为了继往开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更加广大的新境地,“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统,至少具有以下三个层面的涵义。首先,它是新中国得以立足的社会主义价值基础,是源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承自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主义;其次,它是贯穿中国数千年历史文明传统的价值追求,是从古典传统的儒家社会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传承和一以贯之的大道;最后,它意味着“社会主义”的道统实质上是“中国之道”的历史显现,是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的真正实现,需要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必要条件,是一个“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社会和人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无止境过程。把“中国”和“社会主义”相连,实际上可能产生双重效果:一方面,中华文明的“有机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化了“中国社会主义”以“社会”为本位的价值取向和以“共”(共有共建共享共治共生共荣等)为中心的社会哲学。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主义要建设的新“社会”,是一种超越了种种封建性的“血缘”或“地缘”小共同体的大共同体,是由平等和觉悟的“自由人”所构成的“联合体”。故而,“中国社会主义”之于“中国”,不仅是传统的契合,更是现代的新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正是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和“社会主义”相互赋义、融合创新的过程。“社会主义”进入中国后,在适应中国的过程中也在改造着中国,同样,“社会主义”要真正改造中国也必须扎根于中国的土壤,经受“中国”的改造。只有在“中国”与“社会主义”相互塑造、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古典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才能被激活,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才能成为新的传统。这也正是中国社会主义道统的生成过程。

  (作者系中央党校科社部副教授)

(责编:赵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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