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国际形势展望——在风险中寻找新航向

　　一名抗议者身披欧盟旗帜坐在英国首都伦敦街头。

　　（新华社/法新）

　　这是2016年12月11日在叙利亚阿勒颇南部一处营地拍摄的支持政府的武装部队。

　　新华社记者 杨臻摄

　　图片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

　　图为2016年10月16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在印度果阿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祖马、巴西总统特梅尔、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这是5国领导人合影。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难民危机、半岛核安全问题、中东乱局……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里，快速的“变化”成为基本事实。

　　“觉得2016年已经够糟了吗？2017年可能更糟。”英国《镜报》这样说。2017年，美国将迎来新一任总统，欧洲多个国家将举行大选，美联储已经表态的加息预期令全世界紧张不已，恐怖主义的风险依旧存在……当然，或许还有一些“黑天鹅”会从谁也没想到的角落里飞窜出来。展望新的一年，我们放下幻想，回归理性，在动荡中寻求新共识，在风险中寻找新航向。

　　乱

　　传统价值观失序

　　民粹“黑天鹅”会否继续出现？

　　某种意义上，英国脱欧这只“黑天鹅”差不多代表了2016年全年世界形势的面貌。这一年里，边缘变为主流，叛逆变成正统，许多不可想象的事情变为可能。而这其中，如果要选出最能代表全年“乱象”的关键词，最有可能的答案应该是：民粹。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登文章说：“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主义在美国的兴起，被视为民粹主义革命的标志。”

　　整个西方世界，太多人对现存的体制失去了信心。而这种悲观情绪又恰是民粹主义的精神土壤。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在美国大选后对记者说：“我们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阶段。民粹主义在美国和欧洲的抬头，标志着愤怒与恐惧等政治情绪的上升。民主国家承受着这种巨大压力，无法应对。这是当代的巨大挑战。”

　　对欧盟来说，面对民粹主义在2016年里不断带来的挑战，始终没有找到有力应对的办法。2017年，这种乱象的“病毒”仍会在欧洲各国继续蔓延。

　　首要的威胁就是法国总统选举。法国目前的情况是，持中右翼立场的共和党选择了弗朗索瓦·菲永作为参加2017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据了解，菲永在文化问题上是保守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则是个自由主义者。很多法国人都认为，要避开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持强硬右翼立场且对伊斯兰教持仇视态度的“国民阵线”的挑战，最具能力的候选人非菲永莫属。但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指出，目前勒庞女士也获得了工薪阶层选民的青睐，而她希望把此次总统大选框定在菲永主张的“撒切尔式”自由主义和国民阵线主张的国家社会福利制度之间做出选择。斯蒂芬斯预测，从这个角度看，勒庞和菲永极有可能在大选的决赛阶段对决。如果法国接受了国民阵线，那对欧盟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

　　在欧盟这班正与离心力作斗争的“欧洲之星”列车上，“法德轴心”一个也不能乱。德国虽说看似安格拉·默克尔仍代表着稳定人心的力量，但是她在第四次走上总理座位的路上，也需要应对来自极端右翼势力的威胁。如今，挡在默克尔三连任面前最大变数仍然是难民问题。2017年，难民引发的问题和争议只会多、不会少，任何重大、恶性、突发事件可能迅速发酵，影响民意。因此，一句“一切皆有可能”并非危言耸听。

　　这还不算完。欧盟的6个创始国之一的荷兰预计也将在2017年的3月举行大选。虽然自由党马克·吕特首相和工党组成的执政联盟是2002年以来唯一完成一届议会的政府，但民调显示，由仇外和反欧洲立场的海尔特·维尔德斯领导的自由进步党现在已经占据了领先地位。此外，奥地利也有可能选举前纳粹分子创建的政党的领导人成为该国总统。

　　闹出脱欧大戏的英国也需要面对接下来如何正式启动脱欧程序的问题。由于英国最高法院已宣布将尽快裁决“脱欧”主导权归政府还是议会，这场“府院之争”的悬念恐将拖进2017年。

　　“鉴于多国即将举行大选而太多的严重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欧洲显然将继续陷于政治动荡之中。面对有可能导致欧盟彻底瓦解的强大势力，欧洲显得十分脆弱。”美国《纽约时报》《新一波众怒可能在2017年冲击欧洲》一文中评价道。

　　事实证明，用传统的价值观去思考今天的国际局势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世界政治评论网主编朱达·格伦斯坦就指出，推动民众支持特朗普、玛丽莲·勒庞、海尔特·维尔德斯等领袖，是人们积聚的愤怒情感，而并非逻辑。

　　“西方大厦的砖石渐渐散落，向民主国家叫嚣的民族主义浪潮势头犹如一场准备抹掉现有秩序的海啸。”法国《费加罗报》说。

　　从这个角度看，刚刚过去的2016年或许会成为现行西方民主制度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拐点，大西洋两岸整体的趋势都是“政策重新民族主义化、恢复边界、重新肯定民族身份和退守本国”。难以确定的只是这种“乱局”将会扩大到何种程度？

　　危

　　挑战呈现多重关联性

　　蝴蝶效应会再发生吗？

　　无论是难民危机、经济危机、反全球化危机，还是恐怖主义危机、地区安全危机，回归到本质上，其实都有共同的原因：即原有的发展逻辑的衰败。而作为这种逻辑传统上主要推动者的美国，一定程度上，也会在2017年成为所有“危机”相互关联的根源所在。

　　如今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正在开启新一轮政治周期。新任总统特朗普将以何种方式治理美国经济，整个世界都在密切关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未来的经济展望中预测称，世界经济增长率2017年将提高至3.3％（较此前预期上调了0.1个百分点），2018年达到3.6％。考虑到特朗普式的财政扩张政策，美国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期达到2.3％，比之前提高0.2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日前说，目前市场不清楚特朗普将如何实施刺激经济方案，这成为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以减税、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保护为三大政策重点的“特朗普经济学”具体内容如何还有待观察，对美国经济的利弊还需时间检验。目前来看，首要的“危险”就是特朗普的“零和思维”会不会造成贸易战的真正到来？如果美国走向贸易保护主义，毫无疑问世界将丧失摆脱经济低速增长的动力。

　　同时，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增强，美国长期利率的上涨会让之前流向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的资金开始向美国回流。新兴国家不得不实施保卫货币的措施，也让全球市场混乱的潜在风险不断升高。

　　“保护主义、储蓄不足与赤字开支组合在一起会成为‘一杯格外有害的鸡尾酒’。”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称。

　　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称，2017年，美国将更“保守”，其工业将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如此，扛起全球化大旗的责任或将落到中国的肩上，以保障开放市场的连续性。

　　然而，更大的风险还在于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特朗普强调要推翻奥巴马政治遗产、追求“美国优先”的政策立场几乎会成为决定所有危机问题产生“蝴蝶效应”的关键所在。

　　一场危险的军备竞赛正在进行。“世界大国面临着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不确定性。”美国肯塔基大学帕特森外交与国际商务学院学者罗伯特·法利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上撰文，预测了5个可能在2017年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地方：“美国需要关注几个极其危险的要点，它们很有可能激发并加速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矛盾：朝鲜半岛、叙利亚、网络战争、南亚、波罗的海。”

　　尤其是核安全危机，在近期美俄纷纷强调要“增核”更引得全球警惕。“东北亚的核危机必将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面临的最危险挑战之一。”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称，如果特朗普在就任后依旧坚持支持韩国和日本有核化，放弃美国一直以来坚持的核不扩散信条，那恐怕将会“彻底改变东北亚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形势”。有专家分析，朝鲜的逐步核武装化，导致韩国和日本的蠢蠢欲动以及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侵占”与在叙利亚的强势，都使得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核政策，以便在特朗普上台后继续称霸世界并维护自己的利益。

　　现在就看新年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将在哪里倒下了。

　　变

　　全球治理进入“新常态”

　　国际秩序会迎来更多修正吗？

　　乱象和危机，从变革中来，也终究要重新进入变革中去。是时候回归到问题的本质上进行思考了。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国家内部和国际间出现的“分裂与分散”导致的危机比想象中来得更为迅猛。事实是，西方式民主的制度与理念、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制度与理念都走到了无力解决自己内生性结构矛盾的时刻。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对此进行了深度的分析。他指出：“很容易看出民主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民主制支持平等主义，资本主义反对平等主义。如果经济挣扎着出了问题，大多数人也许会选择独裁主义。”

　　“西方必须自救”，德国《经济周刊》称，2017年，西方进入危机时代。其原因不仅来自外部的恐怖主义，还有西方的内耗、民粹主义、社会分裂。

　　不再强大的欧美对世界的掌控力减小，自然使得由大国建立起来的这一套国际秩序渐渐失去了公信力。在欧美一些国家“逆全球化”风潮加剧的情况下，全球治理也进入“新常态”，面临由谁引领、谁主导、谁设计规则、谁来仲裁等需要修正的问题。

　　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新的一年也被各方寄予能够“领导”全球化的厚望。

　　“冷战结束25年来，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摇摆过。当前，世界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周期。”在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看来，这个周期可能会有以下三个趋势，第一是“再全球化”。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所以“再全球化”可能意味着新的规则的出现。第二是“再国家化”。由于全球化区域化的核心就是要降低主权国家的角色，但当国内各种阶层的不满声音越来越多时，国家需要展现更强的能力，来保障利益在各个阶层之间的合理分配。第三是“再意识形态化”。过去25年自由主义在西方赢得巨大的道德高地。如果西方自己成为民粹主义的倡导者，不仅会使得西方这个自由主义的灯塔黯淡下来，也会使得世界各国开始认真思考，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适合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

　　但说到底，全球治理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凯末尔·德什维尔就指出，鉴于当下世界面对挑战的规模，或许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加强国际合作和地区合作的机构与框架，避免在美国、亚洲、欧洲和中东各处的身份政治与仇外民族主义的复苏带来20世纪大悲剧的重演。

　　或许，2017年，人们终于意识到，试图建造一个以始终如一的规则并由国际权威实施规则的世界只被证明是饱含理想主义的模型。实际可行的全球秩序需要相互的妥协、调整以及持续的协商与修正。

　　好在变化与机会总是分不开的。需要等待的是，2017年最大的机会将会在哪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