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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我国农民犯罪的良法

郑风田

2016年03月31日10:58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原标题:破解我国农民犯罪的良法

近日,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因约请农民工吃饭受到网友广泛关注。陈副厅长是一位对农民犯罪学有很深研究的学者型官员。近日,其出版的专著《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一书,是我国少有的专门研究农民犯罪的著作,这也是他攻读8年博士的成果结晶。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他结合本职工作,提出我国农民犯罪的压力—反应模型,以及诸多预防农民犯罪的有效措施。这对于预防农民犯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有一个现象却令人忧思,那就是我国的犯罪率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着明显的增长趋势,刑事案件数在2000 年左右有一个极其明显的跳跃,被称为中国的“第五次犯罪高峰”,这一犯罪高峰已经持续近10 年,没有任何下降的趋势,以各种统计指标度量的犯罪率在持续上升,其中农民及农民工的犯罪尤其引人关注。

陈里在日常的大量司法实践中发现,农民犯罪案件很多并不以犯罪为目的,而是在利益实现的过程中逐步发生的。在所有农民犯罪中,经济利益是个核心问题。现阶段我国农民犯罪主要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如盗窃、抢劫、诈骗、贩卖人口、财产纠纷甚至贩毒等。

生态经济学中有著名的压力—反应模式,即生态环境恶化,对人类生存产生压力,于是人类不得不做出反应。陈里认为,其实中国农民的犯罪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也遵循压力—反应模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面临各方面的压力,比如,盖房、养老、抚养孩子、生存致富,由于我国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太弱,这些经济上的压力,大多只能靠农民自己去排解、发泄,个别人压力解决不好,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犯罪也成为他们转移经济压力的一种快速解决模式 。比如许多农民外出打工拿不到工资,就可能找老板报复甚至行凶。有些农民因野蛮拆迁拿不到合适补偿款,出现产生各种不理智行为。其实农民对外界压力的承受力很小,面对天灾人祸、事业婚恋等压力,心理素质较差的农民就很可能走上犯罪之路。

所以要想破解我国农民犯罪的难题,就应该结合压力—反应模式,通过惠农政策进行综合调试,通过阻断经济压力往下传的链条,让这个压力在适当的位置终止,从而减缓农民犯罪。预防农民犯罪的根本措施是对导致农民犯罪的压力源进行调试,重新调整经济利益关系,促使有关各方转变对农民关系的内容、方式和渠道,改善与农民的关系,从源头上削减、改良甚至消除施加于农民身上的经济压力。要让农民采取合法手段致富、维护自身权益,不让农民孤立无援。农民犯罪是由多重因素诱发,并经历了一系列传导过程之后最终发生的,可以针对经济压力传导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做相应的工作,在其中任一环节上阻断经济压力的传导。在我国,农民权利经常得不到保障,没有诉讼渠道,没有话语权,他们往往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要完善农民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给农民应有的政治地位。通过制度建设来建立和健全农民政治参与机制,不断拓宽农民政治参与渠道。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使村民能够通过正规渠道参与本村各项事务,真正实现村民自治。

防治农民犯罪必须协调社会关系,预防是基础,我国农村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重点必须放在消除和减缓农民犯罪的经济压力上,放在预防犯罪上。通过提高社会协调和社会控制能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在涉及经济压力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全方位帮助农民减缓压力,预防犯罪。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本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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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沈王一、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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