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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爱军:党的执政话语建构及其变迁

2015年01月19日15:16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党的执政话语建构及其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执政话语实现了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历史性转型,提升了自身的解释力和吸引力。并且,以“建设”为核心的执政话语内部也存在着变迁,不断实现从基于发展实效的话语向基于实现“美好生活”的价值话语的转变。

基于发展实效的话语建构

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世纪之交,该阶段执政话语创新及其建构的特点是:立足工具理性层面,以经济发展为基点,建构“生产力发展”话语体系,着力于对党的经济绩效合法性的认识和论证。

韦伯指出,现代世界日益走向合理化,工具合理性支配着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整个世界,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祛魅”的时代。1978年以后,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一个“祛魅”时代,意识形态不断世俗化和工具合理化,其展现形式是中国式的,即“生产力发展”话语的塑造与宣传。除了社会转型、现代性的合理化趋势,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心转移也是生产力话语凸显的重要原因。大致说来,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革命型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借助革命理想和整体主义价值观培育民众的认同,但它毕竟是一种基于价值合理性的认同,不具有“利益”的实效支撑。在世俗化时代,执政合法性必然要转向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也必须围绕经济绩效合法性展开。

“生产力发展”话语成为这一阶段执政话语创新的中轴,党的理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其理论成果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

“实践标准论”。通过确定实践标准,破除革命教条主义;以功能思维取代传统的“定性”思维。被传统意识形态判断为“资本主义”的东西,由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而在功能思维下具有了合法性。

“初级阶段论”。“初级阶段论”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定位”,破除了套用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设想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合法性。生产力落后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党的执政话语建构要围绕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而展开,而不是以共产主义社会为蓝本。

“根本任务论”。“初级阶段论”涉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引出了“根本任务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包括意识形态工作在内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这一根本任务。“政治挂帅”的话语需要让位于“生产力发展”话语。

“市场经济论”。在革命型意识形态里,突出“生产关系”的优先性,强调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这自然会引申到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批判。“根本任务论”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是现阶段中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有效的经济形式。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我们党确立了新的分配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优先”话语是“生产力话语”在分配层面上的表现形式。

“‘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论”。将市场经济作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形式,在意识形态领域必然会遭遇到“姓社姓资”的争论。要解决这些问题,需确立生产力话语在意识形态争论中的“范式”地位。

“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本质论”集中反映了生产力话语的回归。“社会主义本质论”仅仅抓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通过极具意识形态性质的阐释方式,最终将“生产力话语”(当然,也包括共同富裕话语)定于一尊。

“三个代表论”。发展是共产党的第一要务,其创新意义在于,它将理想世界的目标“下降”为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与满足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大目标。使以价值合理性为定向的执政目标世俗化、具体化,规定了执政话语的基本性质。

基于“美好社会”的话语建构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的执政话语创新及其建构的特点是:侧重价值理性层面,以公平正义为立足点,建构实现“美好社会”话语体系,着力于寻求整合社会的价值重建、目标凝聚。

执政党的话语体系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它需要根据时代变迁、社会发展调整自身,提升自我的社会适应性。随着市场化、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们面临着许多新问题,而它们都对“生产力发展”话语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公平正义的问题。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等现象日益凸显出来。如何处理好生产与分配、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是执政话语建构的核心主题。

物化生存导致的信仰缺失的问题。丹尼尔·贝尔深刻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在于“经济冲动力”消解了“宗教冲动力”。变革中的中国似乎也摆脱不了这样的时代宿命。

思想分化与社会整合的问题。利益分化、阶层分化、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是社会转型的必然后果。在一个利益诉求多样化、文化多元化的社会,执政党需要寻求最大公约数的“价值目标”,从而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

“政绩困局”的挑战。在生存型阶段,经济绩效合法性是我们党执政合法性的一个主导因素。但是,单靠经济增长来获得合法性是存在问题的。我们党要长期执政,需要不断拓展更多的合法性资源,特别是在“民主化浪潮”中,更是如此。

全球化挑战。在西方主导的话语面前,提升工具意义的“发展主义”话语的说服力,我们必须要建构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

由上可见,执政党的执政话语必须适时调整,需要超越工具理性层面,着重价值理性层面,以公平正义为基点,建构整合社会的价值话语体系。这便是以实现“美好社会”为目标的价值重建与社会定位。我们党对以“美好社会”为核心的执政话语创新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政治文明论”。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文明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我们党提出“政治文明论”,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吸收融合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民主不仅具有工具性意义(如,民主是思想解放的条件),更具有价值合理性,是意义世界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谐社会论”。“和谐社会论”是对革命话语的重大突破,同时也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现实化、具象化。我们党将人们对公序良俗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提炼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社会”。

“核心价值论”。执政党要发挥整合功能,需要价值观发挥“定标”作用。核心价值观就是我们党对“美好社会”的目标设定。

“以人为本论”。“以人为本”一方面是对革命话语的转换,另一方面也是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以物为本”“效率优先”话语的超越。“以人为本”是从根本上对“美好社会”的价值阐释。以人为本的“美好社会”,就是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

“中国梦”。中国梦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表达新的社会凝聚目标和价值共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在这样一个“美好社会”中,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从宏观看,我们党的执政话语、意识形态创新表现为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历史性转型;从中观看,执政话语创新的重心,也存在着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话语变迁。当然,还可以从微观角度,再对主导的执政话语进行细化。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宏观层面的话语转型,还是中观层面上的话语变迁,都不意味着我们党的意识形态根本性质的改变,革命话语与建设话语、“生产力发展”话语与“美好社会”的价值话语之间不存在根本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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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程宏毅、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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