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远利
一、以牌易匾 割断文脉
匾额，是中华文脉的重要标识之一。随着时代的变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一道，匾额文化也受到了很大冲击。新中国成立之初，视匾额为封建文化的代表，国家机关的标名形式，断然弃匾额而不用，以挂牌替代。表面上看，“以牌易匾”看似简单形式变异，实则剔除了匾额中所承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牌易匾”之举，导致了两千多余年积聚而成的官方和民间两大匾额体系的中断。匾额的缺失，文脉断裂，巨大的社会教化作用不复存在。由此，传统文化失去了一个可以依托的重要载体，进而加速了走向断裂和枯萎的进程。
二、匾额载道 治国重器
匾额，是中国礼法礼仪制度的标志和准绳。匾额历史悠久，其雏形初现于春秋战国。秦始皇以先秦“名学”“名正言顺”思想为基础所形成的“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治国理念，规范和统一了六国形制不一的标名形式，使匾额开始成为治国重器。其“世降制，隆繁匾署而嘉以名，治忽于时著焉”的作用，令百代千年沿用不废，奉为治国重宝。辽金元清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未曾弃之不用或变其型制。由此，形成了庞大的官方匾额体系。匾额，悬规植距是“礼”的化身，随“礼”而“无处不匾、无室不匾”引领着世风，规范着社会道德行为。成为社会相对自由表达信仰，表达“修齐治平”理想的重要平台。匾额载道，对社会治乱国家兴衰有着巨大影响。“匾额兴，则文化兴，匾额不兴，文脉难续”，这是已被近千年历史所证明的规律。
三、巨匾高悬 引领风华
匾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帜。面向社会，昭示万众，彰显国家意志和治国理念是其最典型文化特征。复兴文化再续文脉，解铃还须系铃人，国家应规范公共建筑标识，设立制度，改变“国徽高高挂，不知是谁家”、“仰头看国徽，地上找标识”的尴尬局面，用传统形式彰显政府文化形象。笔者认为，如在像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等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上高悬巨匾，昭示万众，面向世界，宣重国威，必然对中国文化传统植根社会人心，振奋民族精神产生巨大影响。既还中轴线历史文化线的完整，也表达了国家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决心。
四、匾额为学 熔古铸今
匾额，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最高境界与艺术智慧最完美的集合体，是“道器合一”的经典，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都曾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新中国成立后，匾额文化未纳入专家学者的视野，匾额与文化断层与信仰缺失道德溃败之间的关联未被关注，中国文史学界诸多学科几乎无人研究匾额，这是文史学界在学术上的一个重大疏漏。如果能理论先行，倡导《匾额学》的研究，对弘继和复兴传统文化将大有裨益。据说韩国正准备将匾额作为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向联合国提出的申请，不论其成功与否，都将对民族情感产生不良影响。
（作者为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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