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我国经济也进入新常态，由此决定了我国经济开放步入新阶段。在此背景下，合肥亟须打造经济开放高地。
一、合肥面临的战略机遇和挑战
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和经济格局重组重建进程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之一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经济对外开放更加表现为全方位、多样性和深度化。随着中国的区域经济梯度推进，特别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的开拓，将撬动内地省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升级。长江经济带东端上海对接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国际贸易、金融等中心，进一步向海外拓展；西端通过云南对接孟缅印走廊，向南亚、印度洋拓展，从而改变以前单向度的开放态势而将形成东西双向度的开放新格局。这对地处内地的合肥是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一个新的多边贸易体系格局《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逐步凸显。TPP经济总量占全球的40%，贸易总量占1/3。同时，欧洲也推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贸易体系。作为以美欧为主导的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的高度自由化贸易体系，其性质有别于指向关税优惠的WTO，而是指向市场准入。这些新的更高标准的多边贸易体系,将使WTO红利逐步弱化，也使中国面临着新挑战。另一方面，虚拟经济泡沫随着金融危机破灭，欧美发达国家转向重振实体经济，“再制造化”倾向抬头，尤其是新兴产业领域不再大量向外输出，转而致力于本国制造。与此相应，发达国家资本对外输出和产业向外转移出现一定程度的“退潮”，使国际资本和产业转移的承接地经济受到显著影响，对于中国内地城市影响可能更加深重。
合肥提出“大湖名城，创新高地”，这是建设特大型区域中心城市的战略指向和长期目标。城市发展历史表明，城市知名度与其开放度直接相关，城市的开放度越高则知名度也越高，对外吸引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就越强。合肥要建设成为“名城”，必须大幅提高城市开放度。经济外向度是衡量城市开放度的重要指标。在新一轮开放中，合肥不能墨守以往的“路径依赖”，而需要抢抓机遇奋勇追赶，着力提高城市开放度以及经济外向度，通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建成国际化经济体系。基于长江经济带各中心城市都在谋划自己在未来开放新格局中的定位，重庆、武汉、南京等特大中心城市已经提出打造“开放制高点”，合肥应当明确“打造长江经济带开放高地”的定位。 “开放高地”与“创新高地”相呼应，而且“开放高地”是建设“名城”的基础，也是“名城”的应有之义。在“开放高地”和“创新高地”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把合肥建成为在国内外具有美誉度、吸引力、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名城”，也才能使合肥在未来与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昆明一起成为长江经济带最重要的增长轴，把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支撑带。
二、合肥打造长江经济带开放高地构想
合肥打造长江经济带开放高地，需要确立适应新形势新格局的理念。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是从贸易和引资大国走向开放的大国经济。其中，定价权、金融竞争力、创新策源地、自主生产体系、国际化运作能力，是五个重要因素。为此，合肥应适应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进行先行先试，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要通过开放高地建设，力争聚集全球最优秀的人才、最优质的资源、最先进的技术，使合肥走在世界技术创新经济、现代服务经济、低碳绿色经济、智力云集的社会经济前沿；要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提高效益方向转变，进而实现包容性、平衡性、可持续发展。近期可选择的具体思路是：开拓两个市场、两个向度和两种贸易，重在提高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1、开拓两个市场：提升对内和对外开放。在对内（国内）开放方面：首先，在长江经济带新一轮开放格局中，不断优化东向长三角开放和西向长江中游经济带的双向开放结构。以东向为主导，利用长三角超级城市群建设，进一步加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合作，以开发区、示范区为平台，着重在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展开放合作、承接创新和互惠互利。积极参与长三角新一轮开放，特别是加强与上海联动发展，推进上海—合肥直通式联动的空间结构构建。拓展江海联运。其次，开拓西向开放格局，以武汉、重庆、成都为重点，主动加强与中西部地区的合作和互动，积极参与西部地区特别是沿边地区开放开发。利用长江“黄金水道”立体交通网络，经营好合肥的“合新欧班列”，参与武汉、重庆、成都的国际班列合作。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占据一定份额。在对外（国外）开放方面：依托长江经济带开放大格局，在“开拓欧美日韩”的同时，发挥合肥经济比较优势，积极加强对东盟、南亚、西亚等地区的国家开放，利用国际市场促进合肥开放。利用好海关全面深化区域通关业务改革，将货物通关模式从“属地申报、口岸验放”拓展到“属地申报、属地验放”，进一步促进贸易便利化。经营好合肥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依托合肥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和国际空港、国际班列，扩大外贸、物流集货半径，争取把全省外贸50%以上的货源集中到合肥，将合肥建成为全省向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商品出口的中心集散地。
2、开拓两个向度：“引进来”与“走出去”同步。在“引进来”方面，完善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核心城市功能，持续加大引进、承接力度。 “价值链低端化”即加工制造在合肥、研发和营销中心在市外的模式，亟须进行改革和重新塑造。合肥现已形成若干行业的专业化制造基地，这是发展模式转变的起点。要在引进、承接产业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引进总部经济。要争取已有的外资、合资企业将地区营销总部、研发中心入驻合肥，使合肥主导产业的产业链向高端延伸。在新一轮开放格局中，不能只重引进、承接企业产能，而需着重引进智力、技术、渠道和承接研发机构、营销总部；不能只重引进、承接加工制造业，而需着重引进、承接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以提升合肥的产业结构层次。在“走出去”方面，加强对总部经济发展的引导和对“走出去”的宏观指导和服务，支持合肥优势企业跨省域、跨国界扩张发展，拓展发展空间，培育一批总部植根合肥的 “国际企业”。深入总结京东方、联宝电子的经验，发挥其示范龙头效应，推广其扩大外贸的成功举措和路径，增强合肥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进而打造若干世界级产业基地。3、开拓两种贸易：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并重。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在继续加强商品贸易的同时，积极发展服务贸易。发展合肥文化产业、高技术服务业、服务外包产业等服务业，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质量和辐射力，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扩大服务贸易规模。深入总结合肥水泥研究院、东华公司、安徽出版集团等企业经验，推广其工程技术、知识产权等服务贸易的成功举措和路径，扩大合肥的服务贸易规模与比重。应当明晰，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我国应对TPP等新的多边贸易体系格局而采取的战略性举措，新的多边贸易体系格局的规则将更加“苛刻”，倒逼我国与之适应与博弈。合肥应未雨绸缪，积极与上海自贸区对接、联动发展，做好建立合肥自贸区的硬件和软件基础准备工作，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建立。
三、深化体制改革的若干重点
打造开放高地，必然要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开放型经济体制是指一国或地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促使要素、商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的制度性安排。目前我国涉外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有：以优惠政策和超国民待遇为基础、以土地与廉价劳动力等要素禀赋为竞争优势、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等。在全球经济围绕制度、规则、技术的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这种体制难以保障开放型经济持续发展。2014年以来我国针对某些外资或合资企业的“反垄断调查”，显示超国民待遇等旧的方式开始被摒弃，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势在必行。合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当务之急有四个方面：
1、健全市场决定、政府服务体制。新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必须由市场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则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共服务，承担提供法律服务、规范经济秩序、建立社会公平、保障地域安全、优化生态环境的职能。要摒弃旧的超国民待遇招商引资方式，政府应着力于在承担的职能上简化政务、提高效率、提高服务水平，以营造市场主体投资经营的最低成本环境。建议合肥市抓紧全面清理现有的对外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剔除超国民待遇政策；抓紧清理现有的对外招商引资审批项目，实行合法精简，简化审批程序，并注重从事前审批转变为事中和事后监管；抓紧组织研究新一轮开放背景下上海、深圳、武汉、重庆、成都等中心城市对外招商引资的政策设计，参照最新设计思路和内容编制合肥新的对外招商引资政策体系。通过这些举措，把合肥打造成为招商引资公平、简便、高效的政策高地。
2、建立公开透明、高效有序的新的贸易投资体制。跟踪TPP、TTIP等新的多边贸易体系格局的新动态，深入研究把握TPP、TTIP的规则和标准，学习借鉴上海、广东等开放型经济发达地区先进经验，立足合肥实际创建与国际高标准制度规范接轨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规则。上海自由贸易区的体制改革创新是“可复制”的，合肥要充分运用这一宏观指引，敢于先行先试，学习和效法上海自贸区经验。研究设立高开放度的投资负面清单，高标准的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和智慧财产权标准等，并以合肥保税区、新桥空港产业园等为平台尽快试行完善，使之成为合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先行区，为建立自由贸易区准备条件。通过贸易投资体制创新，破除贸易投资壁垒，实现资源高效率配置，使合肥成为贸易投资体制先进的开放高地。
3、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放宽对外投资的各种限制，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的主体地位，鼓励创新方式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和联合投资等。突破国资、民资、外资的隔绝樊篱，发展混合经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一步放开投资准入，扩大民资、外资投资空间。近期重点是，针对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特点，完善引进、承接、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的政府服务政策与机制。要在继续加强制造业发展的同时，更加大力开拓医疗、职业教育、养老等尚属“短腿”的现代服务行业引进和承接。要着力依托在肥的外资、合资大公司，引进其研发中心和营销总部，进而带动新进总部经济来肥；依托滨湖银行后台中心，带动更多金融机构来肥。在空间布局上，要依托滨湖新区的优良区位，打造滨湖总部经济集聚、现代服务业集中、商务高度发达的滨湖CBD（中央商务区），使之成为新一轮开放的标志性高地。
4、推动建立长江经济带各主要城市经济合作体制。深化政府层面的协调合作，更加着力于构建企业、社会组织、精英人士广泛参与的网络化合作机制，推动合肥与长三角、合肥与中西部主要城市现代产业的运作机制衔接和要素资源的便捷流动，实现各城市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对接交融。要在政府层面的城际协调合作的基础上，动员在肥的各地商会、行业协会开展对口协调合作，鼓励社团组织、学术机构开展对口交流合作，使合肥与长江经济带各主要城市的经济合作更具组织化、网络化和常态化，真正提高合作实效。适应长江“黄金水道”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的推进节奏，要打破行政区划阻隔，以“不求所在，但求所有”的理念，考虑合肥港与芜湖外贸港口共建合营，考虑与上海港口和航运企业的紧密合作，实现内河与干流联通以及江海联运，畅通合肥对外经济低成本运输的“黄金水道”。 （合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执笔：宋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