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
信仰的核心是人性的尊严与价值
信仰，就其本义而言，并不一定意味着对神灵或彼岸的信仰。人类的信仰体系本是一个完整的立体结构，有多种不同的层次。信仰的对象可以是某个具体的存在物（如鬼神或图腾等），也可以是某种抽象的价值（如真理、道义、美德、尊严等）。人们接受某种价值，形成自己的人生观或世界观，其中就包含重要的信仰因素。当一个人对某种价值的信仰达到这样的程度，可以为之付出任何代价、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时，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
数千年来，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虽不以神灵或死后世界（彼岸）为信仰核心，但以对生命意义的领悟为核心，以自我人格的修炼为途径，曾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培育出无数志士仁人。他们对人性的堕落嫉恶如仇，对生民的苦难念兹在兹；他们为人间的道义赴汤蹈火，为社会的公正呕心沥血。在中国古代修道者看来，信仰本质上是对自己生命意义的信仰，而不是去信仰神灵或彼岸；对于人间道义、对于万民利益、对于社会进步等等的担当，也是以此一信仰为基础的。
对人性的尊严与价值的信仰，是超越一切教派、种族、阶层等区分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誓死捍卫。这应当是我们一切信仰的基础或核心。然而多年来，我们或因推行激进的“主义信仰”而摧残了人性的尊严，或者因为鼓励当下的利益追求而湮没了人性的价值，从而导致今天人们不再相信任何崇高、超越的抽象价值，变得只相信赤裸裸的当下利益。这是今日中国人信仰失落的深层原因。
解决今天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就要重建对全民都有普遍意义的神圣价值，即重建中国人对于人性尊严与价值的信仰。
改造党的意识形态，既不鼓吹高大理想的教条，也不迷恋经济建设的指标
我曾在多处研究中指出，中国文化是一种以人际关系为本位的文化。这一文化习性决定了，上行下效对全社会的心理作用极大，社会风气对全民族的精神影响深远。由此，社会大众的精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社会精英的作用，各行业精英、特别是政府官员对全社会起着风向标的作用；二是国家政策的导向，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全民精神追求的潮流。这两个因素都与政府的作用直接相关。当然，在社会自组织（如家族、行业协会等）健全、民间宗教发达的情况下，政府的上两项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但是在“文革”结束、社会自组织和民间宗教均不发达的情况下，政府的这两项作用几乎是压倒一切的。
从上述第一个因素出发，今天中国人信仰重建的首要工作莫过于执政党自身的精神信仰重建。能不能给千百万党员提供真正的价值信仰，是考验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果党员丧失了信仰，全社会也可能会丧失信仰。而党员丧失信仰的原因决不是“觉悟不够高”这么简单的事情，它同时是党的意识形态如何在新形势下重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真正崇高、神圣的精神价值的事情。一个渺远的彼岸世界，如果不是建立于生动活泼的人性基础上，不可能被人们真正信仰；一种功利的物质理想，如果没有深刻、崇高的精神价值基础，也可能导致人们在利益追求中彻底丧失信仰。当党员失去了信仰，他们手中的权力就可能变成恶魔，吞噬着人民的生命，毁灭着民族的精神。
最近数十年来，我党一直在进行着意识形态改革，但为什么未能解决信仰危机呢？原因是未能在新时代建构出某种崇高、神圣、永恒的抽象价值，而是把一些功利的指标放在了首位。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应该吸取中国古代信仰传统的合理成分，那就是回到人性、回到人的尊严与价值上来。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信仰就是对生命智慧的获取，对人生真谛的领悟；是对贪念的摒弃，对迷妄的破除。这种不以神灵或死后世界为核心的信仰，由于建立于人性的基础上而活力无穷。如何改造党的意识形态，既不鼓吹高大理想的教条，也不迷恋经济建设的指标，而是以人性的尊严与价值为核心，让千百万党员找回生命的意义、树立天下的担当，是当下执政党重建信仰、并引导各族人民走出信仰危机的关键所在。
政府在信仰建设上的另一重要作用就是在大政方针上进行调整。具体来说，要在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上摆脱过于功利的思维，真正把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当作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当成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今天中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不知道什么叫正常、健康的生活，什么是安逸、幸福的人生，一切以经济利益为目标，处处以本能欲望为标准。这种现象，不能说与当初过分重视利益机制、盲目相信经济建设的政策无关。虽然在特定时期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确有必要，但是在今天，迫在眉睫的事情莫过于调整大政方针，走出功利思维；随着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的确立，人们自然会思考什么是合理的人生态度，什么是健全的生活方式，从而逐渐认识人性的尊严与价值，确立合理的价值与信仰。我深信，只要政府不浮躁盲动，社会就会从躁动不安中冷静下来；只要执政党不急功近利，人民大众就会越来越重道德。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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