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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作风建设问题》

四、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2014年06月03日14:12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一)此前的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进展情况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相继发布不少文件,作出许多具体指示和规定,并严肃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

1993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严禁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接受和赠送礼金、有价证券。通知指出,此举腐蚀性很大,不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和财经纪律,而且诱发行贿受贿、搞权钱交易、不给好处不办事等腐败行为,败坏党风、政风,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通知申明,凡违反规定接受礼金和有价证券者,要坚决追究,根据数额多少和情节轻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索要或暗示对方赠送礼金和有价证券的,要从重处分。触犯刑律的,要依法惩处。

8月下旬,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对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作了具体部署。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作出《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列出近期须着重抓好的三项工作: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查办一批大案要案;狠刹几股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包括乱收费,用公款变相出国(境)旅游,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执法部门对各种罚没款上缴提成等。《决定》重申和提出了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五条规定,共11个“不准”:1.不准经商办企业;不准从事有偿的中介活动;不准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任何优惠条件。这是自1986年以来,中央第三次就干部直系亲属经商、办企业的问题作出明文规定。 2.不准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包括名誉职务);个别经批准兼职的,不得领取任何报酬;不准到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3.不准买卖股票。4.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不准接受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赠送的信用卡,也不准把本单位用公款办理的信用卡归个人使用。5.不准用公款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也不准用公款参与高消费的娱乐活动。

1994年2月下旬,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针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在去年“五条规定”基础上,拟定了新的五条规定,共13个“不准”:1.不准违反规定购买和更换进口豪华小汽车;不准利用职权向企业、下属单位换车、借车和摊派款项买车;不准用贷款、集资款和专项资金购买供领导干部使用的小汽车;县(市)党政领导机关和单位,凡拖欠职工工资的不准购买小汽车。2.不准违反国务院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规定压价购买住房;不准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子女、亲友购买住房提供优惠条件;不准用公款超标准为个人装修住房。3.领导干部在国内公务活动中要轻车简从,食宿不准超过当地接待标准;不准为领导干部举办专场舞会。4.不准利用本人及家庭成员婚丧嫁娶以及工作调动、过生日、迁新居等机会大操大办,挥霍浪费,更不准动用公款公物操办和借机敛财。5.不准利用职权拖欠公款不还;不准借用公款为个人及其亲友买房、建私房和从事营利活动。这些规定的“微调”,是为了更具针对性,突出工作重点。

6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反腐败斗争中注重抓好经济犯罪大案要案查处工作的通知》,对1993年8月以来的反腐败斗争予以肯定,同时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特别是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还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斗争发展很不平衡;二是办案阻力重重,进展迟缓;三是处理偏轻,打击不力。《通知》分析说,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部分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还未真正解决,有的对反腐败抱着“不可不反,不可真反,不可大反”的敷衍应付态度,有的混淆严重犯罪与“敢闯、敢干”的界限,对犯罪分子百般同情袒护,有的甚至设置重重障碍,施加种种压力,阻扰司法机关依法办案。《通知》强调,要注重抓好经济犯罪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并不断取得成效。

9月28日,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了“新的伟大的工程”概念,指出: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在领导全党继续进行的新的伟大的工程。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作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决定》概括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力倡导求真务实,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建设、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决定》强调,对于某些消极因素和腐败现象在党内滋长蔓延的问题,全党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和重视,严肃认真、扎扎实实地加以解决;要继续抓好党的作风建设,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1995年1月20日,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针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在先前两个“五条规定”基础上,就一些内容作了补充规定。在住房方面的补充是:不准违反规定参加集资建房,不准违反规定建私房。在使用小汽车方面的补充的:不准违反规定使用军警车牌号、外籍车牌号;未经批准不准用公款和单位的车辆学习驾驶技术。在不准用公款参加高消费娱乐活动方面补充:不准参加用公款支付的营业性歌厅、舞厅、夜总会等的娱乐活动。在参加宴请方面补充:在同国内的单位和个人的交往中,不准接受可能对公正执行公务有影响的宴请。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分别作出易于操作的明确的具体规定,严格执行。

4月30日,为了逐步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监督约束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颁布《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后一个文件规定,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每年须在规定时间内,向组织人事部门申报收入,包括: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等;从事咨询、讲学、写作、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企业单位的负责人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同年4月27日,新华社报道: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慑于反腐败威力自毙身亡;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引咎辞职。9月,陈希同被撤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1997年8月,被开除党籍。1998年2月被捕,同年夏以贪污罪(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22件,不按规定交公,价值555万余元)、玩忽职守罪(指使、纵容王宝森动用财政资金修建两座豪华别墅,供个人享乐),两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陈希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因经济犯罪而受到法律惩处的职务最高的干部。

1997年1月27日,尉健行在中央纪委八次全会作工作报告,在谈到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时,他指出,当前,一些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亲友凭借领导干部的权力和影响经商办企业并从中牟取暴利。这是一个突出的腐败问题,危害极大,群众对此反映强烈。为落实上述规定,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利用任何形式,为其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友获取贷款、物资、承发包建筑工程项目等提供方便。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及管辖的业务范围个人经商办企业和在外商独资企业任职。对违反规定的,必须严肃处理。尉健行还谈到“秘书”问题,指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机关秘书工作人员管理的规定》,对秘书加强领导和管理,要求他们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切实防止秘书以自己的特殊工作条件或借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的名义,乱拉关系,徇私舞弊,谋取私利。关于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尉健行强调1997年要重点抓好四项工作:一是继续抓好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二是继续清理预算外资金和“小金库”;三是减轻国有企业负担;四是继续落实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和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的规定。

2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重申和建立党内监督五项制度的实施办法》,旨在充分发挥纪委对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对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监督作用。

3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计3章14条,是对中共十四大以来中央纪委作出的相关规定的系统化、规范化。

5月25日,针对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等现象仍然存在,在有的地区、部门和单位还呈蔓延之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计八条,分别是:严格控制新建和装修办公楼;严格控制各种会议;严格控制各种庆典活动;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挥霍浪费;严格控制用公款安装住宅电话或购买移动电话;严格控制各种检查,禁止形式主义的评比和达标活动;严格按规定配备和更换小汽车;严格管理公费出国(境)。对违反本规定的党政机关,将相应核减其预算经费;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要视情节轻重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和有关领导的责任,直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998年3月3日,根据群众的强烈反映,中央纪委经中共中央批准,对《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第五条第二款作出补充规定: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及管辖的业务范围的中外合资企业中接受外方委派或者推荐出任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及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级职位。

7月中旬,中央决定在半年内集中时间和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并为此召开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闭幕会上指出,打击走私犯罪活动,既是一场重大的经济斗争,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走私与腐败密切相关,与党内存在的不讲政治、不讲原则的庸俗风气有关。

7月下旬,中央决定: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这意味着从1999年起,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要全部“吃皇粮”。11月8日,中央又下发通知,规定中央党政机关必须在1998年底以前,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完全脱钩,不再直接管理企业。

11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包括总则、责任内容、责任考核、责任追究、附则5章,共17条。

1999年1月,中共十五大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央纪委召开第三次全会,决定本年度在制止奢侈浪费行为上着重抓三项工作:1.严禁党政机关到庐山等12个风景名胜区开会,不准组织与会人员到会议所在市、县的行政区域以外的其他风景名胜区旅游。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会议一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召开,不得到其他地区召开。2.严格控制改建、扩建、新建或购买、装修办公楼和新建宾馆,进一步厘定办公用房建设标准。3.严格管理公费出国(境)的工作,坚决制止用公款出国(境)旅游。

这一年,查办大案要案的力度持续加大,一批腐败分子受到严惩。据统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已查结案件130414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2447人,其中县(处)级干部4092人,地(厅)级干部327人,省(部)级干部(不含军队)17人。典型的大案要案有: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鸿运以权谋私案,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索贿、受贿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副董事长金德琴利用职权侵吞巨额公款案,广东省湛江市特大走私、受贿案等。尉健行:《坚定信心,加大力度,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000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6页。按:中央纪委全会每年岁末或年初的工作报告,都有对过去一年的工作总结。以前编选文献时,这部分内容或被略去,或将具体数据用“××”代替。这一细节变化,说明反腐败斗争的透明度增加了。又,本书关于反腐败工作的具体数据,均引自中央纪委的年度工作报告,以下恕不逐一注明。

2000年,截至11月底,共查结案件13469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616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4146人,地(厅)级干部331人,省(部)级干部(不含军队)21人。共审结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渎职案件34761件,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这组数据是中央纪委在五次全会上披露的。十五届中纪委五次全会宣布:为进一步规范干部从政行为,2001年首先在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中,实行财产报告制度,报告本人、配偶以及由其抚养的子女的家庭财产,包括:大额现金、存款、有价证券、房产、汽车、债权债务等主要家庭财产。

2001年,截至11月底,共查结案件174633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75364人,其中县(处)级干部6076人,地(厅)级干部497人,省(部)级干部(不含军队)16人。共审结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渎职案件22859件。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乐毅,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彬,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刘知炳,以及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等,均因腐败落马并受到法律严惩。被判处死缓的李纪周牵涉多起走私大案,包括震惊全国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共有省(部)级干部3人、地(厅)级干部8人在金钱、女色诱惑下卷入此案,也都受到严惩。其中,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被判处死刑。他在悔过书中写道:“领导干部的犯罪根源,我看都是大同小异。不外乎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贪图安逸、享受,被金钱、美女、权力所俘虏,几句话就可以概括了。谁都知道这些,但许许多多人,包括我在内也还是无法抵御。所以我觉得自己罪不可恕,只有以死谢罪。”

据统计,从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

以上列举的数据,说明腐败现象处在易发多发时期,更说明了中央反腐败的坚决态度和坚定信心。查处大案要案,振奋了党心民心,极大震慑了腐败分子,维护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

(二)《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的出台

2001年9月26日,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分析了进入新世纪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着重研究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专门针对作风建设制定的指导性文件。

《决定》用三个“重大变化”概括了党面临的新情况新考验,分别指世情、国情、党情。《决定》指出,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考验。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党的队伍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新党员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些深刻变化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

《决定》阐述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意义,强调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表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并坚持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这是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千锤百炼更坚强的重要原因。

如何看待党的作风的现状?《决定》评价说:“现在,党的作风总的是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和人民利益的大政方针,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广大党员积极投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立足国情、面向世界,锐意改革、致力发展,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给作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广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忘我奋斗和无私奉献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决定》同时指出:“党的作风方面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在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中,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滋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严重,独断专行、软弱涣散问题突出,以权谋私、贪图享乐现象蔓延。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执政党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会损害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甚至失去民心,丧失政权。”《决定》强调:“对党的作风状况要有清醒的全面的估计,看不到主流,悲观失望,是错误的;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丧失警惕,不下大气力加紧解决,是危险的。”

目前党风存在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决定》分析说:“党的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其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党长期执政,党内一些人产生了脱离群众、故步自封等倾向。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许多方面的制度还不完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侵蚀着党的队伍。有的地方和部门治党不严,思想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抓得不紧,管理和监督不力。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世界观改造,理想信念动摇,革命意志衰退,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党的作风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

《决定》阐述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全党同志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迫切需要,是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全党要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在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同时,把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抓紧抓好。”

在新的发展阶段,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是什么?《决定》是这样表述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核心,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目标,发扬优良传统,加强思想教育,推进制度建设,解决突出问题,努力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极端重要性,《决定》阐述道:“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党要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决定》指出,党的作风建设既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又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工作,必须把总体要求同阶段性目标结合起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抓住重点,集中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决定》所列出的主要任务,便是江泽民此前讲过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决定》强调:“全党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全面贯彻这‘八个坚持、八个反对’,进一步开拓创新、知难而进,关心群众、真抓实干,艰苦奋斗、拒腐防变,使党的作风有新的明显进步,使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有新的明显改善,使广大群众看到实效,增强信心。”

接着,《决定》就“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内涵以及如何贯彻落实,逐一作了阐释。在结尾部分,《决定》强调要加强对作风建设的领导,指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是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各级党委要把它摆上重要议程,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要服务大局,整体推进,从严要求,标本兼治。各级党组织要抓紧落实本决定精神。领导机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要在作风建设中起表率作用。《决定》表示,当前,我国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正处在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党有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路线,有80年奋斗积累的优良作风和宝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有全党同志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迫切愿望和共同努力,有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这份文件不足16000字,但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作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作了科学概括和总结,理论性、实践性都很强,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在进入新世纪之初、建国52周年前夕制定这一文件,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说明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自身的作风建设,充分体现了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信心和决心。

进入2002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把这一年作为转变作风年、调查研究年。

同年11月8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总结了过去13年的工作,表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作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回首这13年,可谓风雨兼程,道路很不平坦,成绩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捍卫,并成功地推向21世纪,与中国共产党重视加强自身的作风建设显然是密不可分的。

13年来,中国共产党初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有效开展反腐倡廉的路子,积累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是: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反腐败斗争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必须坚持反腐败三项工作指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这三项工作基本涵盖了新形势下反腐倡廉的主要内容。 一起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必须加强法制建设,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必须坚持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全党动手反腐败的局面;必须坚持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的实践。《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7—61页。 这七条基本经验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成果,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产物,对于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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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实习生、朱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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