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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作风建设问题》

四、“文化大革命”对党的作风建设的冲击和破坏

2014年06月03日13:47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的剧作影射现实,是一株“毒草”。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领导对批判该剧持保留态度,引起毛泽东不满。基于对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状况的误判,毛泽东错误地认为,目前相当多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这些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于是,事态迅速扩大和升级,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经毛泽东亲自修订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提出要把混进党政军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出去,要识破“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两次会议错误地进行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斗争,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林彪、江青、康生等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致使全国陷入动乱。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义愤填膺地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压制和打击。中共九大系统阐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并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央的地位,尤其是修改后的党章指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篡权阴谋破产后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林彪事件发生后,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觉悟起来,对“文化大革命”持怀疑观望甚至抵制反对的态度。毛泽东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想尽快结束混乱局面,强调安定团结,对极“左”思潮有所批判并着手纠错,支持周恩来调整和发展国民经济,并支持周恩来落实干部政策,使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恢复工作。这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坚持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顺应了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中共十大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在江青等人操纵下,1974年,国内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和“评法批儒”活动,使刚刚趋于稳定的局面又出现混乱。毛泽东后来谈到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认为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使得局面迟迟得不到根本扭转。

“文化大革命”使党的作风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随着个人威望达到高峰,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林彪、江青等人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一错误,狂热地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致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破坏。在家长制、一言堂盛行的情况下,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难以维持。

二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遭到严重破坏。随着主观主义作风日益滋长,毛泽东对形势和国情作出错误估计,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违背了他本人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明显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

三是严重背离了党的群众路线。“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

四是客观上助长了不正之风。在“造反有理”、“打倒一切”、“全面夺权”口号的煽惑下,国内一片动乱。一些靠造反起家,惯于搞投机、耍阴谋、闹派性、个人野心膨胀的人,乘机攫取权力,致使党在组织上严重不纯,由此带来作风不正的问题。

毛泽东本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面对纷乱的局面,党的九大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起“斗、批、改”运动,试图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达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目的。整党建党是“斗、批、改”运动的内容之一,毛泽东所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成为整党建党的“五十字纲领”。该纲领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在指导思想上是错误的,故而不可能切实解决党内矛盾以及党内作风所存在的问题,并影响到社会风气。例如,迫于就业形势十分紧张,全国实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许多家长为了使子女离开农村,设法打通关系,争取大学招生、入伍、招工的名额。不少干部不按原则办事,借机以权谋私,甚至进行勒索。“走后门”现象延续多年,成为一大社会问题,颇受群众诟病。

周恩来积劳成疾病重后,邓小平于1975年受命主持中央工作。他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包括整顿党风。7月4日,他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强调要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发扬党的优良作风。10天后,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军队整顿,把军队存在的问题概括为“肿、散、骄、奢、惰”五个字。邓小平举例说,有个战士不给抱着娃娃的妇女让座,旁边有位老人说,雷锋叔叔不在了。邓小平认为这是“骄”的表现,是作风出了问题。关于“奢”,邓小平严肃指出:“有的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有的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有的甚至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有的部队请客送礼,修建楼堂馆所。这些现象相当厉害,而且还在发展,并没有刹住。”关于“惰”,邓小平批评说,有些高级领导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节;有的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军队整顿的任务》(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19页。

毛泽东同期也谈到党内的骄奢之风。他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页。

同在1975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邓小平指示,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根据邓小平意见并经讨论,前后修改十余稿。9月2日的修改稿共18条,第十七条谈“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鲜明地指出:“要扎扎实实,力戒空谈。减少会议,开短会,讲短话。不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反对浅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要发扬大庆油田‘三老四严’的作风。要敢于负责,反对互相推诿,敷衍了事。要讲求效率,反对疲疲沓沓,拖拖拉拉。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能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引自《胡乔木传》编写组编(程中原执笔)《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按:据该书所加的题注,1976年3月3日,为配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这一稿在内部印发。7月,“四人帮”又将之公布,作为“三株大毒草”之一进行批判,但采用的底稿是一个颇多错讹的手抄本。

克服党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现象,防止党内尤其是高层的蜕化变质,是毛泽东始终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体现了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鲜明的群众观点。但是,断言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沿用过去搞运动、开展过火斗争的极端方式,从理论到实践都犯了“左”倾错误。在内乱背景下,党的作风建设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积累下来的老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新问题又不断出现,其教训是深刻的。

由于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四人帮”煽惑下,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再次受到错误批判。

1976年4月5日,全国爆发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抗议活动,体现了民心民意。

毛泽东病逝后,“四人帮”加紧篡权的阴谋活动。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行动,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十年的灾难。

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呈现不同特征:之前主要是反“左”,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之后主要是反右,反对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者。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时时感受到来自“右”的危险和威胁,毛泽东对“左”的倾向虽有警觉,但主要是纠偏,而不是反“左”,所以将反“冒进”、反“三面红旗”指斥为右倾。从1957年发起反右派斗争,1959年庐山会议将彭德怀等四人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到最终发动“文化大革命”,包括1975年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在思想上的演变轨迹。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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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实习生、朱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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