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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三)

樊鹏:简政放权需“放管结合” 但也非审批“越少越好”

2014年03月13日12:34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樊鹏 (资料图)

人民网北京3月13日电(万鹏) 今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总理在回答关于“简政放权”的提问时,援引三中全会《决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指出简政放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突破口。就此,记者第一时间连线了中国社科院政治所副研究员樊鹏。

樊鹏谈到,总理指出简政放权是实现目标的重要突破口,但是总理明确指出,简政放权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放权,而是同时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监管,做到“放管结合”,这意味着他所说的突破口不仅是为市场松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突破口,还是“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突破口。

樊鹏认为,所谓前一个意义上的破口,正如总理所说,简政放权是改革的利器,可以减少权力寻租,降低腐败,通过简政放权,释放重要信号,为企业松绑,让市场发力,以调动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至于“让政府发挥更好作用”的突破口,总理提出放并不是不管,而是放管结合,总理特别强调“放管结合都是推进公平的手段”。

如何理解总理这些阐述?樊鹏指出,政府管理体制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如何协调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的问题,但是这个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政府的自我削弱甚至自我革命。商品经济下开始出现大量信息不对称,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市场行为和决策开始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过去属于私人的事务开始成为公共权力管制的对象。随着市场经济进入高级阶段,尤其是随着生产要素全球化加速以及自由资本的扩张,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生活的面在缩小,但是对市场活动进行监管的范围却在持续扩大,深度在增加。从发达国家政府管理职能的发展演变来看,一个国家进入市场经济高级阶段之后,最主要的矛盾并不是政府与市场的矛盾——审批制度改革的舆论讨论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不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更不是政府与人民的矛盾,而是市场中的经济活动主体——包括投资主体与生产主体——与大众利益和之间的矛盾。他谈到,大量市场行为会产生可能损害大众利益和安全的诸如涉及食品、药品、卫生、环保等具有普遍社会价值的负面外部效应。越是在市场经济高级阶段,经济控制权就越多地掌握在市场主体手中,这种情况下政府是否拥有对市场经济活动拥有强力的监管权,能否通过强力有效的监管机制来调节分散的市场利益和普遍的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对于能否实现完善的市场经济,合理保护公众利益,至关重要。

因此,樊鹏认为,简政放权是“放管结合”的一个环节,放的是对市场干预过多的审批权,但更重要的改革在于加强监管权建设,即“管”的职能。总理在回答记者问的时候还举例说,有些领域审批权放宽了,但是政府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对于各种违背市场规则的经济行为和那些对社会环境造成负面的,要严加监管,这里他说的正是加强监管权力。樊鹏谈到,实际上,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审批权和监管权并不必然矛盾,审批权往往是政府实现社会经济监管权的重要依托,不管是在欧盟国家还是在美国,审批权都是政府实行经济和社会监管的重要政策工具。它决定了哪些人、哪些市场主体可以进入经济社会领域,它是处在市场力量和公众利益之间的一道门槛。根据目前的改革路径,审批权将下降,这意味着更多的企业可以进入市场——总理提到审批权改革后中小企业注册数量直线上升,但是与此同时,政府的监管责任则更大,政府需要对这些进入市场的经济主体激起他们的行为进行监管,为他们的经济生产和市场行为提供更多标准,加强过程监管,使这些活动与社会整体利益和民众利益保持一致。

最后,樊鹏谈到,简政放权改革的关键不能单纯强调审批权改革“越少越好”,一个真正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管理体制一定是一个有效的体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为前瞻的改革才能避免陷入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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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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