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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经先:“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

——对杨继绳先生两篇文章的答复

孙经先

2014年01月24日10:41   来源:红旗文稿

编者按:香港出版的《墓碑》一书,称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最近几年,孙经先教授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进行了分析,坚持用事实揭露《墓碑》一书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明确指出“饿死三千万”是重大谣言,并正在编著《还历史以真相》一书。重要的历史见证人、93岁高龄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为该书作序:《有力揭批“饿死三千万人”谎言 科学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真相》。最近两年,杨继绳先生又于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并于2013年12月在《炎黄春秋》第12期上发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孙经先教授这篇反驳文章,对“饿死三千万”重大谣言的来龙去脉作了辨析,以正视听。

一、《墓碑》篡改、伪造数据事实确凿

2013年9月9日,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用事实揭露了《墓碑》一书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数据,制造了“饿死3600万”的重大谣言。文中列举了十个典型实例,揭露了《墓碑》是怎样篡改、伪造数据的。杨继绳先生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以下简称《谣言》)一文中对我们的批驳进行了辩解。我们先对杨先生关于这十个典型实例的辩解逐一进行剖析。

1.《墓碑》说四川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死了350万人”,我们经过查证1953年和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后,指出《墓碑》的这一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谣言》一文在对一些枝节问题进行了无理纠缠后不得不承认,“这个例子中死亡比例这么高确实不同寻常。孙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愿意更改书上的这个例子”。这样,尽管是很不情愿和十分的遮遮掩掩,但是杨先生毕竟已经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愿意更改”。

在那个历史时期,我国一个专区级别的行政单位也就只有几百万人。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专区居然饿死了350万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在读到《墓碑》的这段话时马上就断定这一定是错误的,查证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只不过是为了用实际数字说明我们的判断。在涉及高达350万人死亡(这一数字相当于正常情况下当时全国一年总死亡人数的一半)这样巨大的数字上,杨先生连核对一下人口普查数据这样简单的工作都不做,就把这一极为荒谬的数字写进了《墓碑》,成为“全国饿死3600万”、“四川省饿死1000万”的重要依据,让人很难相信他在其他数据上能够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这样荒谬的数字在《墓碑》中绝不是只有一处。例如,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人口总数只有136万人的“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县和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居然“饿死近百万人”;1958年只有6万人多一点(60971人)的甘肃省临夏市,1959年和1960年居然死亡4万多人(41381人)。(《墓碑》的说法见该书142页、141页;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见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临夏市的数据见临夏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夏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198页)我们在对《墓碑》一书进行查证的过程中发现,只要有人在某种场合下说了一句“XX地区饿死XXX万人”,就都会被杨先生写入《墓碑》一书,成为他“确认中国饿死3600万”的重要依据。

2.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凤阳县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该县“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饿死60245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继绳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

杨继绳先生的说法纯属诡辩。让我们看一下陈振亚报告的原文:“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达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后兼任凤阳县委第一书记):《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很明显,陈振亚在这里说的“共死掉60245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但是《墓碑》把“共死掉60245人”篡改为“共饿死60245人”。为了掩盖这一篡改,杨先生删掉了原报告中的“浮肿病达27735人”这句关键性的话,因为“浮肿病27735人”这一数据就已经否定了他“共饿死60245人”的篡改。

此外,经我们查证后发现,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继续篡改数据,把陈振亚报告中的“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篡改为“全县死绝8404户”。

3.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调查报告中说:信阳事件中信阳地区的死亡总数为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其《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以下简称《走向谬误》)中,又进一步被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不得不承认:“我要肯定孙先生在总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间所做的区分。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紧接着又做了诡辩:“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

情况究竟是不是杨先生所说的那样呢?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该调查报告说: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于桑、武人文:《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年6月18日)这里的“死亡总数436882人”明确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而绝不是杨先生所说的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杨先生的辩解无法改变他篡改数据的事实。

杨先生说我们在查证时“没有看到……死亡549171这个数字”,其实,我们早就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查证。查证的结果是:杨先生对这些数据都进行了篡改,他把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检讨报告中的总死亡人数549171人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11月统计数是549171人”。

通过以上两个典型实例,人们可以知道,陈振亚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的调查报告中的死亡人数都明确指全部死亡人数。这就揭露了杨先生所谓“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完全是强词夺理。

4.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6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辩解说:“按大饥荒时代的语境,在总结大饥荒的教训时,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无为县志》记载的是户籍统计的总死亡人数,他把这样的死亡人数居然也说成“就是饿死人数”。

由以上实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杨继绳先生的一个荒谬的思维逻辑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而这是贯穿在整个《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

5.福建省《宁德市志》114页记载,宁德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承认:第一,他出现了疏忽;第二,他在《墓碑》中直接引用了《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但是他“没有找《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核对”;第三,他在《墓碑》中的说法与他所引用的《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中的说法有重大区别。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无论杨先生如何辩解,都改变不了《宁德市志》中“宁德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7706人”在《墓碑》中被更改为“1960 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这一基本事实。

6.《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我们经过查证指出,《临夏市志》记载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他的这一数字“引自李磊的遗著《悠悠岁月》”,“李磊可能把临夏回族自治州误写为临夏市”,“我没有将李磊的数据和两个地方志核对,这是我不细致的地方。孙先生的批评促使我核对。再版时将作改正。”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杨先生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将作改正”。只是杨先生把错误推到一位已经去世的老人身上,显得很不厚道,为什么杨先生在写《墓碑》一书时不去核对一下地方志呢?

7.《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我们经过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因此,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对于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的说法,杨先生在辩解中说,他的这一说法是引用了郑义和晏乐斌二人的文章,但是杨先生没有提供任何事实说明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由《江口县志》的记载可以知道,这一说法是伪造的。

在上述无为县、宁德县、临夏市和江口县等几个例子中,杨先生都引用了其他人的明显错误的数据。上述无为县、宁德县、临夏市和江口县等几个例子中有关数据的虚假性都是很容易鉴别的,只要到国家图书馆查阅一下这些县(市)的地方志就可以了。但是杨继绳先生在研究这样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时,却连这样简单的鉴别工作都不去做,并且在我们已经指出了他的实质性错误以后,不但不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还为自己进行徒劳的辩解。

8.《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我们经查证后指出,《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辩解。在对杨先生的辩解进行评述前,我们要指出一个重要事实:《常熟市志》对三年困难时期常熟县的浮肿病发病、治疗和由此导致的死亡人数做了明确的记载。这一记载如下:“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县内各地不同程度地发生营养不良性浮肿病,……其发病特点为冬春剧、夏秋瘥。发病高峰时全县有病人4.9万余人,各地组织医务人员开展全面防治,办临时疗养院350余处,采取重点疗养与全民保护相结合,以及治疗、休息、营养三管齐下。1961年1月至5月,有近5万人进行疗养,其中90%以上恢复了正常。……至1962年夏消除,历时两年半。”1960年冬“县内各地出现浮肿病患者,少数病人死亡。县、社卫生部门组织医务人员,对病行集中治疗。”1961年“3月下旬,据卫生部门调查,全县浮肿病患者尚有13900人,以1月下旬为高峰,患者达29666人;1—3月份死亡367人。”(江苏省常熟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7、41页)由此可以知道,常熟县的浮肿病死亡人数应在数百人左右。

杨先生查证了《常熟市志》,那么上述的这些明确记载杨先生难道没有查证到?或者查证到了不愿意公布?

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辩解说:“《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页有各年人口数据的记载。”“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然而,人们可以知道:第一,《常熟市志》第1029-1030页记载的是常熟县历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而不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第二,杨先生是利用他自己编造的一个极为荒谬的公式,计算出了常熟县的“饿死人数”。第三,他把他自己用错误公式“计算”得到的数据说成是《常熟市志》的记载。

十个典型实例中的另外两个,即《墓碑》中的“《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也都属于这种类型的篡改和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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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朱书缘、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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