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与实
按照寓政于经的思路，由经济改革牵引出政治改革部分有虚有实
任何正式文件的表述，其虚实程度都不会均匀地分布下来，《决定》中所表述的改革战略内容也是如此，有的更虚一些，有的更实一些。习近平是务实的领导人，他在“说明”中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也就是说，改革战略旨在解决现实中的重大问题，而不是“空对空”。他特别强调改革举措要三个不写，也就是“一般性举措不写，重复性举措不写，纯属发展性举措不写”。《决定》中所写出来的那么多措施中，尽管都很实在，但实在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就比较实的内容来说，有两个例子：一是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二是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二者在《决定》中都只有简短的一句话：前者的表述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后者的表述是“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如果就文字的多少区分重要性的话，那么这两个举措在整个决定中是不那么显眼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简洁的两句话分别成段，相当于整个《决定》的两只眼睛。如果说，《决定》中的改革战略有什么特色，这两个机构的成立是最大的两个特色，它是以正式的制度实现着“改革”与“稳定”两大目标，兑现着加强顶层设计的政治承诺，并给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带来了重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这是整个《决定》中含金量，即实的程度最高的两句文字。
就比较虚的内容来说，主要的例子就是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部分，这个部分与经济体制改革部分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理论创新引出了很多实实在在的重要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部分理论上没有类似的创造性表述。人大民主是这一部分的重点，有了比以前更具体一些的说法。需要强调的是，这一部分的表述比以往的正式文件更加实在，只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相对虚了一点。
如果从比较宽的“政治”含义来理解，这次政治改革的内容是比较多的，一些比较实的内容是放到经济改革部分来讲的，习近平说“经济部分开六条”，而其中的“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同时也是政治改革的内容。这是寓政于经的思路，并由经济改革牵引政治改革，被牵引出来的部分有虚有实。
快与慢
实事求是地想一想，有的改革需要慢慢来
《决定》显示了新领导层加快改革的决心和迫切心情。但正如习近平所说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其快慢关系在经济领域体现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口号中。有些改革对于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但会对当前的经济增长有放缓作用，放缓到什么程度可以接受，有一个度的问题。2013年4月8日，习近平在博鳌与出席论坛的32位中外企业家举行座谈会时说：“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7.2%，这比前几年有所降低了，这里面降低的因素就有我们主动控制速度，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这个因素。就是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中国正在把推动发展的着力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尤其是五位一体的建设要相对平衡地向前推进。正如习近平所讲的，经济的发展与绿色、环保、可持续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五大建设之间要平衡，各自内部也要平衡，有的需要慢一点，有的需要快一点。
就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来说，针对那些积累多年的，严重阻碍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或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决定》要求加快改革。这些改革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遇到的阻力很大。新领导层认为这些问题现在拖不下去了，需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加以解决。《决定》几大标题中有两个“加快”，一是“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二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后者是对前者的强化。其总的方向就是沿着市场化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将过去还没做完的事加快做完。政府的微观管理、国企的经营范围被大大压缩，与此同时，要求大大增加政府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的能力。
由经济改革牵引的行政改革涉及大范围的利益格局调整，肯定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因此需要政治上的配套措施，其中属于“加快”性质的有综合反腐体制、全面领导体制、国家安全体制等。这些体制总体上是“自上而下的”，旨在运用强大的中央权威去克服改革的阻力。正如《决定》中所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坚定不移实现中央改革决策部署。”至于那些“自下而上的”，旨在长远的政治体制机制改革，则没有表现得那么急。有些改革实践中急不得，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实事求是地想一想，有的改革需要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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