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世界，百味人生。千百年来，人们体察大众心理，探寻社会百态，既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的喟叹，也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追求。人人都有好胜之心、逐利之念，希望成为竞争的赢家、社会的强者；又有悲悯情怀、向善本性，会同情弱者、扶危济困、奉献社会。这两者是矛盾的吗？传统经济理论认为自利才是理性的，而利他则是非理性的。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的神经元经济学则认为，人们的行为不仅从自利的原则出发，通常还会顾及他人或团体利益。这种利他行为同样是理性的，是经过自然与社会的双重选择和长期进化之后，被固化在我们身体和心智中的品质，它对于维系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也就是维系人类社会的合作效率和组织效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利他行为是理性的也好，是非理性的也罢，但不管是传统理论还是新兴学说，都不否认人既有竞争自利的一面，又有合作奉献的一面。以此来看待和分析社会经济现象，会有新的认识和体会。

人们知道，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精髓，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因为竞争，才有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才有生产组织形式的持续改进，才有社会财富的涌流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水涨船高。而竞争的原动力则是人们的逐利心理和行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合作也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没有合作同样没有市场经济。因为合作，社会分工得以实现，人们得以各展所长，经济得以有效组织，人类社会得以超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进入文明时代。不能排除合作者有自利的动机，但合作能够超越血缘关系普遍扩展、不断深入，则奠基于人们的利他心理和行为。

人们需要合作，缘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类是万物之灵，但个体的人又是大自然中的弱者。人类的祖先能够在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靠的就是团结合作；而利他合作也就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中成为人类的生物禀赋。工业化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合作，同时也把合作推向了新的高度。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有分工，才有交换；有交换，才有市场。而有分工，就需要合作；有合作，才有社会化大生产。分工意味着专业化，意味着人尽其长、物尽其用。但若没有合作，无论个人、企业还是区域都难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就不可能享受到分工的利益。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经营者需要有合作意识，为使用者着想，为社会公共利益着想；同行也并非就绝对是“冤家”，各种行业协会、同业公会、合作社就是生产同类商品、提供同样服务的个人和企业的合作组织。

人们需要合作，缘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需要。善良的人遭灾落难，人们会感同身受；违反规则的人得不到惩罚，人们会愤愤不平。同情心和进取心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关爱弱者、扶危济困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优秀品质。如果从竞争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社会制度的演进，胜出的制度总是那些更有利于增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制度。

现代社会，人们不仅保留着利他合作的遗传基因，而且将其外化为制度和程序，成为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除了各种行业协会、商会以及合作社，社会保障制度是典型的互济合作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类制度，竞争中的失利者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社会中的贫弱者不再担心流离失所，“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理想得以实现。这是源于人们互助合作美德的制度，是维护社会和谐的制度，也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

自利和利他都是人类的天性。片面强调利他，忽视个人利益，不会有效率；片面强调自利，忽视合作互助，也不可能有长期、可持续的社会福利提升。追逐利润，但不能唯利是图；鼓励竞争，但不能不择手段；推崇效率，但不能践踏公平。要尊重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也要弘扬利他合作精神；要建立和完善竞争机制，也要为开展合作鼓劲、搭台，从而使“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从自发走向自觉。

（人民日报2007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