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城郊村的新乡土政治

“新乡土政治”，是不同于传统帝国时代的基层双轨政治，也是不同于现代社会公共规则政治的当代农村基层政治。它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宏观上受制于国家相关制度安排及其效应，微观上受制于地方政治集团利益诉求冲动和村庄民众利益诉求冲动的作用，此外还与一定的县域地理资源及传统乡土社会基础有关。

中国古人提倡对待任何事情，都要循整体之道、明机制之理、立规则之法、通实用之术。对当前农业大县的城郊村在中长期阶段所要遵循的新乡土政治，也可从“理”、“法术”和“道”三个层次进行阐述。

城郊村政治之理

理，即关于运作机制的理论。城郊村政治之理，是以地方工业化为强制性天命，地方政府为主导、资本家为主体，村干部为聚焦点的、以征地等为主要任务的一套理论说法

20世纪80、90年代的财政包干和分税制改革，引起了结构性的经济利益重新分配，这是造成地方政府主导工业化甚至成为经济主体的一个结构性推动力。财政改革过度刺激了地方工业化。为了应付财政压力和财政刺激，地方政府极力促进工业发展，以补偿收入的减少和不断增长的开支需要。只要分税制作为关键性制度没有得到改变，招商引资就有着内在的必然理由，地方上的招商引资就会是地方政府的第一“天职”和要务。

取消农业税，则成为地方工业化加强的又一结构性推动力。取消农业税对农业大县的县乡财政有着明显的甚至是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与增加地方政府财税已经基本上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了。为了补偿这部分损失，地方政府只有积极地招商引资进行地方工业化建设。

实际上，这是一种路径依赖。新中国集体化时期的工业化进程，是国家政权主导的“宏观动力”的推动模式;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在中央“放权让利”政策以及财税体制“包干”和“分税制”改革的推动中，地方政权主导地方工业化的过程。地方工业化过程中，政府招商引资的强制性天命，地方上各种资本力量进行“资源资本化”的超常发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种形格势禁的、报酬递增的、紧接着中央工业化之后的必然路径依赖，遵循的都是边际效益的报酬递增机制和自我强制的事件发生顺序机制之理。

每一时代都有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也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干部动员来解决这些问题。地方官员树立为经济增长而竞争的政绩观，使招商引资和财政增收成为干部晋升的主要指标，从而成为官员发展经济和招商引资的强激励，这就是中国在人多地少的硬约束下还能推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程度，从而为中国在世界中争取经济实体大国地位而奋斗的“中国特色”的解释。这是地方政权发挥经济属性招商引资的辉煌战果。

就地方工业化背景下的城郊村政治生态而言，为招商引资而开展的征地任务，则从经济角度上升为全县的政治高度。

对于招商引资和征地，处于主导地位的政权阶层之“理”，就是繁荣地方经济、增加税收、增强政府财力、高效配置资源、解决群众就业等;处于主体力量的商资阶层之“理”，就是利用政府的财税政策、土地政策等一系列优惠条件，在推动地方工业化建设同时，充分运用资源资本化的内在经济发展规律，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受众即留守群体之“理”，则是维护自己的土地保障权益和生活保障权益。但该群体在博弈中处于弱势一方，在无法抗拒被征地的前提下，只能要求尽可能多的补偿条件，如安置费或办理社保等。

工业化征地过程中，现代公共规则如国家法律、行政制度、传媒舆论，等等，在基层社会经常处于“失灵”状态。基层干部作为熟悉基层社会、并且本身就是其中重要成员的政治精英，他们将上级命令性任务与村庄社会群体结构特点相结合，在征地过程中遵循了从一定政治平衡中进行组织协调引导之“理”。

从法理上讲，基层亟需大批农村干部带领广大农民发展农村经济，完成政治任务，维护基层稳定。因此，农村基层干部安心于干部职位，组织带领广大村民发展农村经济，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然而从他们自身考虑，在无序流动的乡村社会中，基层干部要生存、要生活、要利益、要名声。在组织制度缺失的时候，人很重要，基层干部及其体制建设这个命题，早都从制度建设的普适性层次，退化到了在地方工业化背景下、依靠乡土人情来贯彻政府征地政治的“靠人去干”的特殊性层次。因此，可以将城郊村村两委干部的工作之理，表述为村社情理为用，征地任务为体。

一般而言，农业大县工业园区的征地突破口，除了找那些具有地理位置优势的村庄之外，主要考虑的因素是，村两委主要干部既有群众基础和村庄威望、又有较强的纪律观念和大局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