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在很多地方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先富起来的村民干预甚至是主导乡村政治的“富人治村”现象在一定层面上不仅是不可避免，而且呈现出普遍化、弥散化的趋势。乡村中的先富者是乡村的经济精英，是普通村民眼中“有能耐”的成功人士。他们一般个人能力强、经济实力雄厚。相较于其他村民，他们一般也见过大世面、视野开阔、社会关系广泛，而且由于自己的成功经历而在乡村具有更优越的“社会资本”、具有更直观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村干部产生的过程中，村民也希望这些致富能力强的乡村经济精英不仅要“带头致富”还要“带领群众致富”。基层政府也希望通过“富人治村”来解决乡村治理资源匮乏的问题。并且，我国的现行户籍制度决定了，很多背井离乡、在外创业的富人是“离土不离乡”，没有完全脱离乡村生活。因此，不管是从心理还是感情上，他们也很愿意回到户籍所在地的乡村做些事情、发挥自己的影响。
　　富人通过参与乡村的治理，获得了政治身份、合法进入了乡村的治理过程。富有的村干部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通过参与各种村务管理逐步累积自己在乡村社会的政治权威。不可否认，一些富人村支书、富人村主任，自己“贴钱”修路、出资兴办教育、解决用水用电等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带动了乡村社会的发展。有学者把这些参与乡村治理的富人干部称为新时期的“新乡绅”。
　　然而，我们不能设定每一位乡村富人都是抱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以“为家乡无私奉献”的善良动机和“回报父老乡亲”的高度的道德自觉来参与乡村的治理。我们亦不能设定每一位乡村富人把参与乡村治理仅仅以实现自我价值、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为满足。实践证明，很多富人治村的目的是将乡村的发展作为自己的一种投资项目，是把乡村的建设当作一项“生意”来经营。毋庸讳言，相当多数富人参政的动机很大程度上还是利用“村干部”的政治身份获取更大的政治社会资本（譬如与县乡领导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以及获得更多的物质性报酬（譬如通过宅基地置换、农田整理之机搞房地产项目，以优惠条件承包乡村集体所有的林地、滩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