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说假话，连野猪都不信”、“不要念稿子”，新一届中央领导人最近关于“说话”的讲话，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引发了百姓的热议。这些话不仅是中央的“声音”，更是人民的呼声、时代的呼唤。不仅是我们领导干部说话的指导，更是行动的指南。

“说话”首先要考虑“要不要说”。习近平同志上任伊始就警告“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政治局的“精简会议活动”新规强调的是“要少说多做”，是对“要不要说”的最好回答。说话是人的本能，是学习、工作、生活的需要。作为领导干部，当然要说话，而且该说的一定要说。但是不是话越多越好呢？事实并非如此，话不在多，在言简意赅。毋庸讳言，时下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嗜好说话，认为说话的机会越多越好，说话的时间越长越好，是显示自己的好机会，是自己能力强的表现，甚至有些领导、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把“说功”作为选拔干部的首要条件。于是，热衷于练“说话”的领导干部越来越多了，热衷于在媒体“留言”、“发声”的领导干部越来越多了，其结果自然是会做的不如会说的，也必然是会越开越多，话越讲越长。把主要精力用在练“说话”上，说的能力提高了，可能做的能力就削弱了；说的时间长了，自然做的时间就短了；说话的人多了，做事的人必然少了。最终结果，只能是贻害党的事业，侵害人民的利益，损害自己的形象。因此，领导干部在“说话”问题上首先要少说多做。

“说话”最重要的是“说什么”。刘云山同志赴北京西城区调研座谈时，引用“说假话，连野猪都不信”的故事告诫我们说话要说真话。一些领导干部不说真话，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类。一是不愿说真话，不是他们没有学问，不明真情，也不是缺乏演讲才能，而是认为当前缺乏说真话的氛围，信奉“真言”逆耳，不想得罪人；二是不敢说真话，自己底气不足，说的和做的不一致，怕说出真话露出马脚；三是不会说真话，因为工作漂浮，不善思考，不下基层，不明实情，只好说些假话、大话、空话、套话来敷衍应付。不说真话，不明实情，不求实效，势必割断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造成“政策下来齐喊好，造成失误齐声批”的局面。因此，在“说话”问题上最重要的是营造说真话的氛围。只有领导干部愿说真话、敢说真话、会说真话，才不会出现虚浮党风、懒散政风、颓废世风，才会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党群、干群的血肉联系才会越来越紧密、鱼水情谊才会越来越深厚。

“说话”要注意“怎么说”。李克强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让干部放下稿子，只谈问题。王岐山同志在防腐反腐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地指出专家是在念稿子，没有展开来谈，要求不要念稿子。“不要念稿子”强调的是说话的方式要改变，回答的是要怎么“说话”的问题。客观地说，现在“念稿子”的现象比较多，有些专写稿子的“笔杆子”说“辛辛苦苦几十年，只写稿子不发言”；有些领导干部总结自己时说“人生上半场写稿子，下半场念稿子”；有些党员干部说“我们现在开座谈会变成座读会”。“念稿子”必然滋生出不动脑子、不察民情、不干实事的“三不”官员，必然出现“台上他说，台下说他”的现象。“不念稿子”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不能只念他人的稿子，而要能说自己的话，多思考问题，做到胸中有数，自己有话可说；“不念稿子”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不能只板着面孔念，而要带着感情讲，只有心里装着群众，装着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满腔热情，讲出深情；“不念稿子”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不能只坐在台上讲，而要深入群众中去讲，“下基层、接地气”，说贴近群众的语言，讲群众喜闻乐见的事情。

“说话”是思想的表达，是信息的传递。“说话”方式和内容的变化，往往能折射出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反映社会变革的开始。从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都是从“说话”开始的；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白话文运动。新一届中央领导“说话”的方式和内容的变化，折射的是一种执政为民的理念，一种求真务实的作风。中国要改革，要改变，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我们的“说话”。这要靠领导带头，要靠个人自觉，要靠营造氛围，更要靠制度机制来保障。

“政声人去后，百姓闲谈中”。只要领导干部说老百姓的话，为老百姓说话，老百姓自然会为我们“说话”；只要我们党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会让我们坐在台上。言为心声，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一届领导人“说话”的改变，一定会给中国带来全方位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