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是轮训培训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23日,十八大代表、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做客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以十六大以来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成果为主题与广大网友进行了交流。陈宝生介绍,十六大以来,中共已经摸索形成了一个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的干部教育培训的新格局。【详细】

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特点
  十年来的理论创新呈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其一,以实践为基础推进创新。理论创新成果都是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依据对基本国情及其具体实际的准确判断,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提出的,也在推动科学发展过程中经受实践反复检验,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因此,扎根于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是这一时期理论生机盎然、创新喷薄而出的内在源泉。
  其二,在继承发展中实现创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开始后不久就提出科学发展观,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理论依据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继承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理论创新的基本思路和许多重大观点,有些直接依据或来自这些思想,有些则是在解决前人已经提出但还没来得及解决的问题。同时,在创新中还特别注重阐发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蕴藏的深邃智慧和高远价值,通过对经典作家和基本原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揭示了有关创新观点所体现的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和人类文明进步趋势。同时,科学发展观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多年来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吸取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成为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创新成果形成发展的主要方式。
  其三,以重点突破带动全面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现代化建设,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紧紧抓住“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重大问题,首先在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实现理论突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确立为我们党推进一切发展的核心理念,进而以此为核心和灵魂,推进各领域的创新,相继催生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问世。围绕发展问题上核心理念的创新推动各方面的理论创新,成为这一过程的鲜明特色和重要途径。十年来的理论创新呈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孙业礼: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高度的理论自信来自于高度的理论自觉
在发挥党的独特优势中奋力推进伟大事业
保持党的纯洁性须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望海楼:孝老,还须有点硬措施
  一年前,给“望海楼”写了篇小文:《孝,今天还应大力提倡吗?》。虽然思考了很久,但是胸中仍充满忐忑,担心引起争议。因为,关于“孝”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上出现了许多混乱,是非有时候不是很清楚了。不过,之后来看,受众的反应还算正面。
  现在,我们周围的环境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孝”,不光被社会各方面所广泛认同,而且成为媒体上经常谈论的一个热点。前些日子,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等还发布了新版“二十四孝”行动标准,号召全社会“敬老、爱老、助老、养老”。在当前形势下,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然而,我们稍加分析便发现,上述措施主要是面对城市的,强调的内容也更侧重于精神层面。这一切自然不可或缺,只是农村的老龄人怎么办呢?他们在我国约1.85亿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中却是占大头啊,已超过了1亿,目前仍以家庭养老为主;而他们遇到的困难绝大多数则属于物质方面。
  此外,对于“孝”,仅仅停留在“提倡”和“宣传”阶段也是远远不够的。不错,有些地方、单位和部门已采取了某些相应措施,如河北省魏县、湖南省邵阳县、甘肃省金昌市等地曾作出规定:“不得提拔不孝官员”;北京大学《2012年“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实施细则》中也明确一条:“不孝敬父母者不得被推荐”……但是,第一,此类做法当前仅是个案,并没有形成普遍的规则,而且人们对其意义还在争论不休;第二,它能够约束的毕竟有限,那么,对于更广大的人群,是否也应作出若干必要的可行的规定?其实,要让“孝”成为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一种美德,后者才是需要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的重点所在。
  从媒体上不时揭露的案例来看,不孝父母、忤逆长辈的现象触目惊心,农村尤其为甚。在一些地方采访调研时发现,不少子女对待父母的行为,岂止是不孝,有的简直就是虐待,在前面提到的小文里,我举了两个例子,要说这是犯罪恐怕也不为过。很多老人的状况连无儿无女的“五保户”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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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官本位:从权力崇拜到以人为本
  官本位奉行的原则是权力至上,而权力至上影响人的全面发展。中国传统社会是权力社会、官本位社会,“学而优则仕”。现在有个很重要的变化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社会越来越重视能力:我们强调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强调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强调竞争上岗,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强调由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社会越来越要求我们凭自己的努力奋斗、能力发挥、业绩贡献来配置资源,确立地位,实现价值。也就是说社会越来越重视能力的价值。
  虽然这里都强调力量,一个“权”的力量,一个“能”的力量,但这反映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传统社会围绕着权力做文章,现代社会围绕着能力做文章。这也是产生中西方社会发展差距的一个根本原因:西方近代社会的制度安排、文化设计主要围绕着“能力”来做文章,我们中国发展的步伐比较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安排、文化设计多围绕着“权力”做文章。一个力量的来源是“权”,一个力量的来源是“能”,都强调“力”,但来源不一样,这就拉开了中西方社会的差距。
  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就是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障碍,但最根本的障碍是官本位。
  我们先来分析“官本位”如何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官本位”并不反对人们做官,如果做官是为了做事,那么老百姓希望他这个官是做得越大越好。当年邓小平刚刚复出的时候,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他出来,要么是做官,要么是做事,但他是为了做事。邓小平复出做什么事呢?主要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大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官本位”实际上意味着有些人把做“官”看作是最高的、唯一的目的,而其他都是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显然,官本位奉行的原则是权力至上,而权力至上是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层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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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理性精神”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是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而和谐的基础正是理性精神。因此,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都离不开对理性的追求与坚守。 10月20日,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李文堂接受本报专访,对当下中国倡导理性价值的必要性作出了深入解读。

  传统文化中的理性价值仍发挥着积极作用

  辽宁日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倡导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和谐是以理性精神作为基础的。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普遍认同的理性价值呢?
  李文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理性价值,主要是由儒学提供的,是一种崇尚天人合德的理性价值,相信人类社会有一种合理的秩序,是天道性命的必然要求,所以深受这一文化大传统影响的老百姓都信奉 “天理良心”,崇尚“仁义道德”。
  这是典型的实践理性精神。20世纪德国政治哲学家沃格林在其著作 《秩序与历史》中比较各大文明体系,对追求理性秩序的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
  辽宁日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理性价值是否仍在发挥作用?怎么看待它的现实意义?
  李文堂:“天理良心”、“仁义道德”集中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理性价值,这一价值已经不能用鲁迅时代的眼光去看,而是一个理性社会必备的基本价值。做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与人之间才可能相互理解,社会才有可能展开理性对话,去建立一种平等的仁爱关系与一种有差等的正义关系。在此基础上,一种“礼之用,和为贵”为价值取向的社会规范才得以建立与遵循。
  今天看来,中国社会如果丧失了“天理良心”这一最基本的价值理性维度,不讲“仁义道德”,那么重建“理性社会”是不可能的。我们今天是一个价值理性资源不足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应当特别重视继承与发扬这一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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