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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1940年)的学术贡献[1]
——纪念邓初民诞辰120周年
吴汉全
2009年09月02日10:05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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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邓初民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即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1940年出版的《新政治学大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上也有着特殊的学术地位。尤其是该书中关于阶级及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政党问题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与中国政治现实研究的结合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形成包括阶级论、革命论、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等理论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邓初民;政治学家;《新政治学大纲》;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术贡献


  邓初民(1889—1981),原名经喜,字昌权,湖北石首人。著有《国家论之基础知识》《政治科学大纲》《政治学》《新政治学大纲》《社会史简明教程》《中国社会史教程》《民主和理论》《世界民主政治的新趋势》《中国政治问题讲话》等。邓初民著作等身,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大家。代表邓初民政治学思想演进的有五本著作,即《国家论之基础知识》(1929年)《政治科学大纲》(1929年)《政治学》(1932年)《新政治学大纲》(1940年)《中国政治问题讲话》(1949年)。这在学术上确立了包括阶级论、革命论、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等内容在内的政治学研究体系。而在这五本著作中,邓初民于1940年由生活书店出版的《新政治学大纲》,其学术价值非同一般,尤其是在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政党理论等方面有突出的建树,突破了他此前三本代表作(即《国家论之基础知识》(1929年)《政治科学大纲》(1929年)《政治学》(1932年)以国家为中心的学术研究体系,并总结和提炼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斗争的经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仅就该书中阶级论和政党论两方面试作解读,以纪念邓初民这位卓越的学术大师诞辰120周年。

  一、在阶级论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贡献

  邓初民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阶级的起源过程进行了探讨,确认生产力发展对阶级产生的绝对性意义。关于阶级产生的历史过程及在产生阶级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种制约性因素,邓初民在著作中给予了这样的描述:

  “第一,即当人类脱离动物界之时,他们还未脱去半动物的境界,生活是粗野低劣,仰赖自然界现成的食物以生活,完全受自然界支配。因而他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平等的。各家族之家长的社会地位也是平等的。至少在这种时候,社会上还没有阶级。这种状态,一直在后来的文化诸民族之原始的农耕共产体中,还是继续存在。在这样的共产体中,从最初起就有一定的共同事务存在,而这些共同事务,必须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委托一部分人去处理,而这部分人为完成其职务起见,又必须设有一定的权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有了自己消费之外的多余的生活资料;有了多余的生活资料,就要有一部分人专门负保管之责(通常是氏族中的长者),久而久之,等到生产力再进一步向前发展,而保管财富变成一种世袭的固定的职务时,阶级就告形成。复次,由于生产力的增大,个个共产体之间,又发生共同的或抗争的利害关系,因而以这种利害关系中心的共产体,就被造成为一个较大的全体;于是一种新的分工又成为必要,而保卫共同利益及防遏抗争的机关,就自然产生出来了。于是站在这样公共机关的人们,因为由偶然而变为世袭的缘故,便渐渐的特殊化而成为特殊阶级,遂至把自己提高到社会支配的地位,而各个支配者便结为支配阶级。这样看来,阶级发生的物质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即和上述阶级构成的过程相并着,又有着一种阶级构成的过程。农耕家族原始的分工,一到财富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能吸收家族以外的人们的劳动力,生产发达起来,人类的劳动生产力除了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资料以外,还能有多余的生产物,这时,既有可以维持较多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又有可以使用这些劳动力的工具,于是劳动力便取得了价值。而这种过剩劳动的来源,便是战争。战争所得的俘虏,在以前是被屠杀或被烹食的,到这时便把他们用着奴隶了。所谓奴隶制度,就是这样形成的。这种奴隶制度实是社会的分工之最单纯最原始的形态。古代(希腊、罗马)之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就是在奴隶制度下的成就。”[2]

  在对阶级产生的历史进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邓初民得出这样的结论:“阶级是历史的范畴,即它为特定的历史阶段所规定,而且随着历史一同变化。例如古代社会的基本阶级是奴隶和奴隶的主人,封建社会的基本阶级是农奴和领主,资本社会的基本阶级,则是工资劳动者和资本家。因为历史阶段的不同,即社会经济结构或生产关系的不同,便反映到阶级关系的不同,而阶级关系的不同,又直接表现在剥削、收夺的方法之不同中。”[3] 邓初民对阶级起源历史过程的描述,强调了生产力发展、生产品的剩余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社会经济变动的角度来理解阶级产生及阶级对立问题,而且又揭示了阶级的历史性特征及其与经济结构变动的内在关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

  邓初民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性及社会演进的历史性结合起来,说明“阶级结构的历史性”决定了各阶级的历史命运,因而随着历史的进程各阶级的历史命运也就各有不同,这显现出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之下的独特的研究视角。邓初民指出:“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以及阶级关系依历史转变的结果,所以各个社会经济结构下被剥削压迫的勤劳者的阶级运命,便也各有不同。自然,从所有这些阶级,都曾经和各种压迫他们的生产关系斗争过,即对于社会的创造都曾经尽过积极的任务这一点来说,一般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的所有者,都是站在生产力发展的利益上,为了扬弃生产力桎梏的生产关系而战斗的革命阶级,但他们的历史运命却各有不同。很明显的,古代社会的奴隶便没有能在新发生的封建制下提高自己为统治者,封建制下的农奴,亦没有能在新发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下提高自己为统治者。而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生产下面,即如现在世界六分之一的苏联,工资劳动者是已成为新社会的主人翁了。如果我们要具体的去理解古代社会的奴隶,封建社会的农奴,资本主义的工资劳动者,他们的历史命运之所以不同的理由,那就仍然是阶级结构的历史性决定了它。这就因为封建制的农业,亦即其社会结构,在奴隶制的社会结构中,以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在封建制的社会结构中,都是自发的生长出来的;而未来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决不会在资本主义胎内生长出来。这样,阶级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身一样,不是什么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演变、发生、发展乃至被扬弃的。因而它有其发生的历史条件,也决不是要存留到永久的将来的超历史现象,所以把阶级看成自然秩序,把阶级的分化从个人间的生存竞争来说明它,或由生物学的要因,亦即优生学的观点来规定它,都不是科学的阶级规定。”[4]由邓初民以上的分析来看,他的基本观点是:阶级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演变的必然,而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社会的阶级结构,社会的阶级结构又决定各阶级的历史命运,所以各阶级的历史命运虽然直接决定于阶级结构,但归根到底是取决于社会的经济结构;而社会经济结构本身具有历史性的特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演进而变化,“不是什么固定不变的”,因而阶级本身依其历史条件的变动而变动,所以阶级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阶级,并不具有永存性。由邓初民的观点来看,他在考察阶级产生及阶级历史命运时,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原理运用得非常娴熟,既注意到生产力这一社会发展根本动因在阶级这一问题上的决定作用,又考虑到生产关系演变的具体情形及其给阶级的历史命运进程所构成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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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陈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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