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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人民共和国60年的成果

潘  维

2009年08月24日09:33    

  摘要:目前学界政界都存在把西方的今天当中国明天的迷信。由“社稷”社会模式、“民本”政治模式和“国民”经济模式整合而成的中国模式,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道路的抽象总结,说明中华民族走的路是独特的、成功的:社稷体系塑造了民本政府,民本政府塑造了国民经济,也保障着社稷体系的生存。中国内部的软肋是缺乏法治,若能借鉴厉行法治的新加坡,中国模式可完善并持久。

  ● 潘维,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代表著作:《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

  序 言

  2009年1月,我第二次访问新加坡。

  上一次到新加坡是23年前的1986年,是随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所长浦山去的。浦山是1947年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他在1986年春天率外交部、经贸部、社科院三家组成的访问团来新加坡参加中国与东盟贸易关系对话会(当时东盟只有五个国家)。我在北大获得硕士学位后去社科院工作,是浦山的下属,在访问团里任秘书。1986年的新加坡对二十多岁的我来说,是震惊。同样以华人为主的社会,却如此整洁、有秩序,而且富裕。那次到新加坡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而且七天访问得到的“伙食零花”就相当于我当时在社科院五年的工资。可想而知,当时的新加坡对我产生了何等大的影响。回国时我在飞机上斗胆问浦山所长,“好像实行资本主义也挺好的?”他反问我,“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了30年,难道白干了?”是的,中国改革开放建设的新经济,是在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进行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与新加坡不完全一样。

  那次到新加坡是1986年的春天,比这次稍晚些。当时新加坡正在修建第一条地铁,工地被围栏遮盖,围栏上喷写着大字标语:“与新加坡共同进步”。这个口号很让我非常感动。次年我去美国留学,此后做的各项研究都和我对新加坡的印象有关系。我心里的希望是,中国要像新加坡那样进步,先进,与新加坡共同进步。

  一些同行可能了解,我读完博士回母校北京大学任教做研究,宣扬一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体制:由六个支柱构成的“咨询型法制”。即文官行政主导,独立的司法机构,独立的反贪机构,独立的审计机构,包括立法机关在内的广泛的社会咨询机构,再加一个原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这六个支柱的蓝本显然是新加坡和香港。

  在我个人的理解中,大中华区的经验值得认真比较和总结。从以下表1关于四大要素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我对政治体制的理解中有清晰的新加坡形象。

  


  从表1的比较中我得出两个结论:

  (1)强大进步的执政党是根本。坚强统一的执政党能维持行政主导,建设并巩固法治。(2)迷信选举政治,执政党会分裂,行政主导会崩溃,法治也会被削弱。

  香港有强有力的执政党?香港过去是有的,可称为“英国党”。这个英国政治统治的强力机构是“政治处”,其背后是英国“军情五处”(MI5)。

  在23年前的那次访问中,我们专门去看了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种的树。那是棵我不认得的树,上面结着无名的果实。经当事人回忆得知,访问新加坡对邓小平触动很大,与李光耀总理的谈话是邓先生下决心在中国推行改革的重要起因。回想当初,我今天理解了那个果实,我把它称为“中国模式”。

  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来走过的成功之路的抽象总结。目前学界政界都存在把西方的今天当中国明天的迷信。我希望通过概括中国模式,说明中华民族走的路是独特的,而且是成功的。

  我把中国模式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社稷”社会模式,“民本”政治模式,“国民”经济模式。判断这三个子模式的关系,把三个子模式整合在一起,就是“中国模式”。如果您足够细心,会看出新加坡对“中国模式”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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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陈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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