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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30年：青年解放思想十大词语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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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建光 |
| 2008年11月21日11:19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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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30年，青年都是领风气之先的群体，为推动社会变革、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收集了青年解放思想的十大词语进行分析，反映青年的观念更新轨迹，也反映社会转型的轨迹。这十大词语是：头啖汤、时间就是金钱、打工、双向炒鱿鱼、下海、海归派、志愿服务、网民、权益、自主创新。
【关键词】改革；青年；解放思想；观念更新；发展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不仅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且推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信息化、国际化的转变。在这一巨变的过程中，青年的解放思想、观念更新既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声，又从社会变革中获得启迪。广东省是中国改革开发的前沿，由于毗邻港澳、隔海向外，中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和交织，促进了思想观念的演变。我们回顾30年的广东青年乃至中国青年解放思想历程，概括出最具有影响力的十大词语，提供社会各界参考。
一、头啖汤
改革初期，一方面全国人民都渴望发展经济、渴望改善生活；另一方面又受到极左思潮束缚，不敢创新和探索。这时，邓小平同志寄希望于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当代中国的广东<下>》第6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出版）。因此，既承担着为全国寻求发展出路的重任，也是自己脱贫致富的愿望驱使，广东人闯出中外合作发展的道路。“头啖汤”原来仅仅是广东饮食的一个现象，即煮汤后最重视喝第一遍的汤水，营养最好。这时候用来形容第一个迈出合作发展步伐，获得先机和利益的人。深圳市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合资企业，广州市产生第一个个体户，广州市场第一个尝试取消政府定价而实行市场价格，等等。这些措施为青年的率先探索、创新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正是由于先行一步，面临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也是非常大的。笔者当年曾经调查全国著名的个体户——广州市个体劳动者协会会长容志仁，那时他仅仅30岁左右。他当年办饮食点，经营早餐时，由于对中小学生优惠，每餐“一角五分，一粥一粉（肠）”而出名，受到表彰与宣传。后来，他在经营其他生意时涉嫌“投机取巧”，受到制裁，以后不再风光，移居海外。容志仁的经历并不顺利，后来以失败告终。但是，至今广州青年仍然敬佩这位饮“头啖汤”、先行探索的勇敢者。当时，广东省出现许多全国第一次的事情，广州流花宾馆第一次开设“轻音乐表演”，青年歌手演唱流行歌曲，当时遭受全国非议，后来传遍大江南北；广州南方大厦第一个施行股份承包制，青年争相进行承包，拉开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深圳市创办第一个“大家乐”，掀起了“卡拉OK”、自娱自乐的热潮。我们认为，青年敢饮“头啖汤”，勇于尝试各种新颖事物，为社会风尚的改变和社会评价的变化带了好头，作出了贡献。
二、时间就是金钱
深圳经济特区传播到全国各地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新型口号，首创者是一位年近古稀但是心态年轻的智者——蛇口工业区创办者袁庚。然而，口号叫响以后，受到不少中老年人的质疑、反对，却在广东省的青少年中广泛流传，深受欢迎。从深圳到广州，从东莞到中山，从佛山到江门，“时间就是金钱”成为时尚语言，也成为许多年轻人指导自己行动的准则。这里突出的背景，就是“文革”左倾思潮下，人们不敢名正言顺讲利益、讲金钱。即使是改革开放之后，看到外国、港澳地区的民众生活水平高、文化消费多，我们的群众内心羡慕，也不能直接表现出来。“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让青少年有了据理力争的理由：一是大胆承认金钱的价值，承认追求金钱是人的合理权利；二是确认金钱是劳动的正当报酬，是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所创造，追求金钱问心无愧。因此，青年延伸出更新的说法，“前途前途，有钱就图”、“金钱不是万能，没钱万万不能”。社会实践产生的种种现象，还引起理论界的大争论。当年张维迎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为“一切向钱看”正名》文章，引起正反两方的激烈辩论。今天回首“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话语的流行，不论人们怎样指责它“俗气”、“世俗”，但是它从观念上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让民众追求经济利益成为名正言顺的现象。
三、打工
农民工青年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打工”一词，不经意之间引起了各种群体工作观念的演变。最初，“打工”是与“工作”区别对待的词语。机关干部有“工作”、国有企业工人有“工作”、集体企业工人有“工作”，但是越来越多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沿海地区务工谋生的农民工不能叫“工作”（因为“工作”一词赋予了所有制色彩和身份色彩），只好寻找一个不同的名词“打工”。20世纪80年代在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外来务工青年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然而，正是这些当年被他人忽视或者轻视的“打工”群体，创造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奇迹，“一天建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企业利润和财政税收快速增长的“深圳效益”。青年“打工”群体从当年的几十万、几百万，发展到如在广东有1800多万，在全国有将近一亿，他们为社会经济作出贡献。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打工”一词被赋予越来越复杂的含义。国有企业转制之后，员工也从“主人公”转变为自称“打工”，感觉是受到雇佣。国家公务员、专业人才也自称“打工”，感觉是为其他人服务的。我们调查分析后，认为“打工”一词对社会的冲击就是明确了利益关系，领取企业或单位的报酬，就要尽职尽责完成任务。从最初农民工没有权利认同“工作”概念，到后来干部职工主动认同“打工”概念，表明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民众认识了利益关系、接受了利益关系，越来越体现人的经济意识。
四、双向炒鱿鱼
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过去不能解雇员工，不仅不能因为单位不景气而辞退人员，也不能因为员工违反纪律、怠工投机等原因辞退（违法犯罪才可以开除）。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省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开创了“双向炒鱿鱼”的先河。这是海边人运用的比喻，即不仅企业可以解雇员工，员工也可以自己辞职。这种如今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刚刚改革开放的初期，却是天下怪事，争议极大。由于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增多，广州市、深圳市、佛山市、汕头市的一些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人员希望辞职，到这些非公有制企业工作。那时一个人作出这种选择的时候，不知要有多少人做思想工作，进行挽留。但是，时代潮流不可阻挡，曾几何时这种难以接受的“双向炒鱿鱼”方式就逐渐流行，一段时间甚至成为时髦。20世纪80年代中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县、镇机关干部、国企员工，从单位辞职成为热潮，大多数进入外资企业、港资企业工作。一方面，是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很低；与外资企业比较相差数倍；另一方面，是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的论资排辈严重，青年难有展示才华的机会。当时，佛山市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看见不少青年骨干辞职，要去外资企业、私营企业，既不理解也不服气。他想，“为什么那些企业这么有吸引力，难道我们多年的思想教育都没有用了？”因此，厂长带领中层干部前往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取经，经过交流就真正服气了。因为非公有制企业做到“用人灵活、能上能下”，年轻人感觉有发挥才能的机遇。恰恰是“双向炒鱿鱼”的流行，促使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改变“独此一家”和“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念，感受到人才竞争的压力，不断调整人事政策，从单纯人事管理的观念转变为人力资源开发观念，增强了单位的活力。
五、下海
“下海”的现象其实在80年代就出现，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最为盛行，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所谓“下海”，就是其他行业的人员特别是中青年改变工作，投身经商的实践。改革初期的自主经商人员，主要是待业青年、刑满释放人员、部分农村进城人员。这些人的素质不高，但胆量较大，利用政策的空间经营致富。然而，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之后，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国企人员“下海”经商成为热潮，大批青年涌进这支队伍。我们了解青年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的心理，主要受到几种因素影响：一是看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时机，感觉世界将以“老板”论英雄，只有经商发展才能有所作为。二是感觉知识不受重视，知识分子不受尊重，只有挤进经商队伍才有“脸面”。三是心有不甘。看见那些文盲半文盲都能够致富，不相信自己“满腹经纶”不能发挥作用。其他机关干部、国企员工大致也是这些心态。后来，经过几次商海沉浮、竞争淘汰，能够留在生意场并且取得成功的仅仅是“凤毛麟角”，许多人是“呛了海水”又“回头上岸”。我们认真分析当年各界青年“下海”热潮及其影响，应该看到这种潮流对于加快广大民众对于市场经济的了解具有积极作用。整个80年代都是个体户、“暴发户”挣钱，但是其他群体的人员总是对他们指手画脚，横挑鼻子竖挑眼。只是经过90年代的“下海”大潮，许多人都知道创业、经商也是艰难险阻，也需要聪明才智，就能够客观正确评价创业者。
六、海归派
改革开放初期，经历了几次出国留学高潮。1980-1982年，第一批大学生通过各种途径，争取亲戚朋友担保出国留学。但是随着1982年的政策限制，沉寂了一段时间。1985年、1988年两次随着政策的松动，留学热潮再次涌现，许多青年以出国为荣耀，以留学为自豪。进入90年代，政策基本稳定，青年出国留学成为常态，大学生出国、中学生出国都有较大的自由。从80年代后期开始，部分留学归国人员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但是初期他们局限在高校、科研机构、企业。90年代以后，国家出台政策鼓励留学人员归国服务，许多单位专门出国招揽人才。这时候，“海归”人员迅速增加，而且进入国家机关、社会机构、社会团体工作，全面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就出现了“海归派”的名词。“海归”成了“派”，就具有较大的力量，能够影响中国的各种事务。我们的调查发现，留学归国人员大量进入政府及相关机构工作，有益的方面是打破僵化思维、惯性思维，促进行政决策吸收外国优秀的因素。十多年来，中国的民主进程加快、社会政策受到重视，都与留学归国人员参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海归派”的思维也存在局限，过多直接借鉴、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制定的政策和措施不能适应复杂的国情。如关于“村民自治”的决策，照顾了民主进程需要却忽视了农村稳定与发展的需要，产生各种宗族矛盾、利益冲突。经过几次调整，村民自治方案才逐渐合理。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需要多种思维、多种文化的融合，需要详细了解和分析国情。“海归派”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但是也要不断调整“海归派”的思路，努力适应国情特色需求。
七、志愿服务
从原来的“学雷锋、做好事”转变成为当今的志愿服务，年轻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87年广州市诞生第一条志愿者服务热线电话，1990年深圳市诞生第一个注册志愿服务社团，1994年团中央成立第一个全国性志愿服务社团——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我们对深圳第一批志愿者追踪调查，发现他们发起志愿服务的动机非常单纯，就是“我自己生活好了，也应该关心和帮助别人。”有些志愿者在报名表中写到，“我有慈祥的双亲，也希望天下人得到慈爱；我有幸福的家庭，也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因此，我愿意参加义工联（志愿者协会），尽力帮助有需要的人。”可以说，深圳经济特区诞生全国第一个注册志愿者社团，既是偶然的，也有必然性；既在特区内产生重大影响，也对全国具有启迪。因为，当时人们按照习惯思维，认为经济特区发展市场经济，就一定是充满激烈竞争、充斥利益计较，缺乏人心关怀和互助友爱。然而，恰恰是在经济发展最快、中西方文化融合最多的深圳特区，诞生了与“学雷锋、做好事”一脉相承有创新发展的志愿服务，出乎人们的意料，但是也给予人们极大的启发。它表明，市场经济与人文关怀并非必然矛盾、经济繁荣与互助友爱并非截然对立，关键是有人去倡导和实践。深圳青年率先倡导的志愿服务，从特区传播到内地、从城市传播到乡村，如今成为社会最亮丽的景色。北京奥运会来临之际，“志愿者的微笑，是北京最好的名片”，成为传遍世界的口号。我们分析，从青年志愿服务到全社会志愿服务的发展，最重要的影响：一是让改革开放具有更加丰富的意义，不仅是经济发展和生活富裕，而且是建立友爱互助的社会。二是为市场经济发展建立了调节器，让受到竞争冲击的人群能够得到关心和帮助，消除了社会的冷漠。三是建立了自主参与社会建设，共建和谐美好社会的机制。志愿者的主动参与为社会文明进步注入无限的活力。
八、网民
网络时代的来临改变了社会许多因素，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青少年是网络活动的主体，据统计，全国1.62亿网民中，青少年有1.3亿。调查显示，青少年每天上网的占71.1%。“网民”一词的出现，预示着具有另外一种生活形态的群体出现。“村民”是遵循生态自然规律生活的人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季节性生产就构成他们的生活规律。“居民”是遵循机械化规律生活的人群，特别是工业化时代的城市，“朝九晚五”造成上班族洪流与下班族洪流。“网民”群体的出现，打破了这些传统规律。第一，青少年的上网时间难以控制，受到吸引的时候可能一直到天昏地暗，持续多日。这样既能够带来乐趣，也必然带来许多问题，如健康问题、精神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等等。第二，青少年上网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无法控制。由于网络的开放，能够同时获取来自不同角度的信息，对于人的思想观念也产生错综复杂的影响。对于同一事件的评价，过去只能够从教师、领导的途径获取；如今却可以借助网络收集相互矛盾的评价。第三，青少年在网络上具有充分表达意愿的自由。虽然当今中国民众表达意愿的途径多样化了，但是现实中的表达仍然受到人情限制、环境限制。青少年在网络上却可以无所顾忌地发表观点、倾诉意见，甚至攻击和报复。“拍砖”、“灌水”成为青少年网民的一种乐趣，包括广东省委书记、省长在内的官员也以欢迎网民“拍砖”的方式体现民主执政的态度。“网络改变世界”、“网络改变生活”正在从语言变成现实，青少年再一次成为新事物的推动者、参与者。有青少年热衷的网络生活，逐渐促进了“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社区”等社会管理与服务形态的转变，导致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管理方式的产生。
九、权益
个人权益受到尊重、受到重视，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变化。过去以政治斗争为重点，阶级区分明显，压抑个人的利益、权益，更没有完善的保障机制。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的权益才引起关注，随后土地权益、房产权益、人身权益陆续受到重视。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变，青少年对于精神权益、自尊权利的需求也逐渐增强。1995年，发生在珠海市瑞进电子公司的“不下跪”事件，彰示着中国公民的尊严不可侵犯，尊严的权益也需要保障。当时，来自韩国的老百姓因为员工违反“铁纪律”在工作台上“打盹”，而命令120多名员工下轨。其中，来自河南的青年孙天帅坚定地站着、坚决不跪。为此，他被开除出厂，但是并不后悔。全国出现众多声援孙天帅的呼声。后来，发生在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国有企业、机关单位的各种权益纠纷，既有要求补偿经济损失的，也有要求补偿精神损失的。这说明，伴随社会的进步，人们认识到：公民的权益不仅仅是生命权、经济权，而且包括受尊重、平等的权利。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为此出现许多帮助青年农民工维护权益的机构、社团。如“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部”，就是专门为工伤的农民工争取补偿，重新生活的机构。他们组织志愿者到大量外资企业、私营企业调查工伤情况，呼吁社会监督企业建立安全保障机制；他们聘请律师为工伤农民工打官司，向无良老板索取合法赔偿；他们组织工伤农民工联谊活动，建立相互关心和帮助的“圈子”。如今，农民、工人、专业人员、机关干部等对于权益越来越重视，保障权益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从而推动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第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不仅青少年自己注重维护合法权益，而且党政部门、社会机构、志愿社团也帮助青少年维护合法权益，帮助全体公民维护合法权益。
十、自主创新
青年是最有创造热情、最具创新精神的群体，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一特征也充分体现出来。改革初期，青年敢于冲破极左思潮、僵化思维的束缚，大胆学习和接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在模仿中创新发展。深圳青年在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的工作中学习现代管理经验，珠江三角洲农村青年从港澳创业经验中学习兴办企业的经验，广州市从香港流行歌曲中学习轻音乐发展经验，广东各地区从外国和港澳经验中学习社会管理创新。早期青年流行的“创新”词语并没有“自主”的修饰。因为，在我国科技发展慢、经济水平低、管理体制僵化、思想观念陈旧的时期，敢于学习借鉴就是创新，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但是，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科技人才、文化人才、管理人才、经营人才大量涌现，“自主创新”就成为新一代青年的时尚语言。他们认为：第一，自主创新是在借鉴他人经验的同时，必须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经过实践与反思，当代青年发现中国具有传统和现代的创新资源，关键是如何激发创新活力，让潜能得到充分的体现。第二，自主创新要形成中国的软实力，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原来青年以为创新主要体现在技术、设备等因素，后来发现价值观和文化因素对于创新精神、创新行为的影响极大。在掌握知识、技术、技能的基础上，形成积极的价值观，促进富有活力的文化氛围，对于自主创新的实践极为重要。第三，自主创新需要提升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自信心。伴随国力增强，青年对于中国和平崛起、大国复兴的信心越来越强，愿意为国家创造、创新。目前，青年一代自主创新素质的培养，关键是积累基本的知识文化、奠定良好的科学理论基础，从原发性创造中获得成果，形成社会进步的巨大推进力。
改革30年，青年解放思想的十大词语成为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动力，也成为青少年自身进步的积累。如今，面临新一论解放思想、科学发展的阶段，青少年要围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战略格局，大胆思考、勇于创新，再次“杀出一条血路来”，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作者为广东青年干部学院青年研究所所长，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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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权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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