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高考制度，力求教育公平，是当今社会各界都十分关心的问题。上至高层人士，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关心之，议论之。恶之者，恨不得它马上被废除，爱之者，觉得它是目前其他制度尚不能取代的一种较好的制度。可惜的是，宣泄情感着者多，认真研究者少。人云亦云者多，独立思考者少。真正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可操作的方案极为少见。     

　　个人认为，中国的考选制度由来已久。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现实的高考制度改革，不能感情用事，必须理性分析。要以公平为宗旨、以现实为前提，以历史为借鉴，以研究为依据。谋定而后动。循序渐进，逐步推展。既不能以难度太大为借口，裹步不前；又不能毛糙冒进，胡乱行事。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到一条可行之道。

　　下面是本人和申国昌博士研究之后提出的改革建议，供识者明察之。

　　案由

　　中国是考试的发祥地，考试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纵观中国考选历史，力求公平是永恒的主题，尽管实际操作中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时出现偏离公平轨道的现象。但统治者一旦发现问题，往往比较注意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在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伟大的工具。”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为实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作了大量工作。但因各种原因，近年来高考招生中出现了令人注目的不公平现象，其中重点高校录取名额投放不当，分数线严重倾斜，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有鉴于此，本建议在回顾和反思我国考选历史和现实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就当今重点高校（此处特指“985工程”重点高校）录取名额投放方法，提出具体改进意见，希望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重点高校的关注。

　　一、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今人借鉴

　　考试是一种甄别人才，选拔人才，以考促学的主要手段，也是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社会稳定，促进人才流动的重要渠道。古代统治者为了扩大统治基础、选拔优秀人才、稳定社会秩序，维护政治统治，很早以前就发明了考试，并十分注重按区域人口多寡来分配名额。最早的考试应远溯到尧舜禹时期，为了选贤举能，“尧试舜”，“舜试禹”，开启了中国考选历史的先河。西周时期已实行按地区分配名额制度，“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而正式的制度化考选始于西汉，“西汉文帝前元十年（公元前165年）举行的贤良方正科考试，既是我国不定期举行的特科考试的开端，又是我国取士考试的开端”，从此开始了察举孝廉、选贤良方正的人才选拔制度，这是最早的制度化考选。据专家研究结果，我国的考选制度分为贡举制与科举制。所谓贡举就是地方向中央荐举人才，再经一定的考试来确认是否合格的一种制度。西汉的察举制就是贡举制。西汉到北宋属于贡举时代，隋唐至明清时期属于科举时代，但在操作上也吸纳了一些贡举的做法。而且在东汉和帝时，就以全国各地人口比例为察举孝廉的标准，规定每20万人口举孝廉1名，同时给人口不足20万的边陲地区给予额外优待，规定边远地区每10万人举孝廉1人，不满10万两年举1人，5万以下三年举1人。这种按人口定名额和优待边远地区的贡举方式，是注重公平原则、避免区域失衡的重要举措，而且直接影响到唐宋、明清按地区、人口分配录取名额的做法，开了中国考选史上按人口分配名额的先例。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沿袭察举，后推行九品中正制，实行荐举与考试结合的贡举法，一方面如三国王昶所言：“考试犹如准绳”，力争通过考试选出有真才实学的才子，另一方面还需兼顾地区衡。因此，曹魏时按人口分名额，每10万人选1名；东晋时，按州大小分名额，大州岁举2人，中州岁举1人，小州三岁举1人；南朝亦按郡大小分名额，大郡岁举2人，小郡岁举1人。尽管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维护士族阶层的利益，选拔的秀才大都是豪门望族子弟，但庆幸的是正因为实行了按地区、按人口分配名额的做法，注重地区平衡，才保证了“南朝四代12名孝廉中寒门出身高达90％以上。”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选拔人才的公平性。

　　科举考试诞生于隋朝，它坚持“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的宗旨，同时也实行解额制，即规定各地准许参加科考的人数。隋文帝就规定每州岁贡3人，加以考试，及高第者为秀才。唐高祖时期，仍然实行按州人口多少进行乡贡，大州岁贡3人，中州2人，小州1人。同时还规定应考者“皆须于本籍报名”。这样既有效地兼顾了地区之间的平衡，又防止了考试移民。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时，由于北方久经战乱，经济萧条，教育大大落后于南方，结果出现南北举额严重不均的现象，尽管实行各地定额报考制，但进士及第者大多数在京城开封府和南方，而广大北方与边陲地区的中额很少。北宋进士南方占总数95.2％，北方仅占4.8％。而南方又以江浙居多。这样就引起了朝中大臣司马光与欧阳修之间的科举南北之争。司马光代表北方主张在进士录取中实行逐路取人法，即在各地解送举额的基础上，按比例每10人取1名进士，不满10人，6人以上取1名，5人以下不取。而欧阳修代表南方，提出凭才取人。这是一次典型的区域公平与考试公平之争。

　　明朝统治者力图解决这一矛盾。由于在科举考试中竞争最激烈的是乡试，因此实行乡试中举分省定额制，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乡试中举名额为：直隶(今南京)100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等省各40人，广东、广西各25人，总计470人。明宗景泰七年（1456年），各省录取举人的定额为：北直隶（今北京）、南直隶（今南京）各135，江西95，浙江、福建各90，湖广、广东各85，河南80，山东75，四川70，陕西、山西65，广西55，云南30。此后一直到明末，各省举额沿用此数，只有云南逐步递增从40、45增至50名。后来贵州举额从云南分出来，云南45，贵州增至30。明代分省定额的依据是各省总人口数与上年的考生数（按1/30来确定举额），力求地区之间名额分配公平，避免引发民族矛盾与社会骚乱。清朝沿袭明朝的乡试分省配额制的同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又进一步完善了录取制度。较明代更为具体，在确定各省举额时综合考虑该省的人口总数、考生总数、贡赋情况、教育发达程度以及边疆少数民族等多种因素。如乾隆九年（1744年）规定：“直隶、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广为大省，准其每举人一名，录送科举八十名；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为中省，每举人一名，录送科举六十名，广西、云南、贵州为小省，每举一人，录送科举五十名。”经过综合考虑与计算，乾隆年间各省乡试举额分配情况如下：

　　清朝前期乡试分省定额录取情况表

省份　　 直隶 江南 浙江 江西 湖广 福建 山东 河南 山西 广东 陕甘 四川 广西 云南 贵州 
举人名额 102　 114 　94 　94 　93 　85 　69 　71 　60 　72 　61 　60 　45 　54 　40 
科试人数 8160 9152 7520 7520 7440 6800 4140 4240 3600 4320 3660 3660 2250 2700 2000 
录取率 1/80（1．25℅）　　　　　　　　 1/60（1．67℅） 　　　1/50（2℅） 

　　文化发达地区录取率明显低于相对落后地区，这样规定举额和录取比例，旨在保持录取的区域公平。

　　科举制以其制度优越、方法公平、程序公正而得到世人的认可和拥护。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所言：“在一个我们看来特别注重私人关系的社会里，中国的科举考试却是惊人地大公无私。”“科举曾经是一种优越的制度,它在一千多年时间的实践中逐步趋于完善。”然而“法久终弊”，在长达1300多年的运作过程中，科举制逐步走向刻板僵化和形式主义，最终在西学浪潮冲击之下和开明国人的抨击声中，于1905走向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