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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漫谈(上) 
2009年01月15日10:29   来源:《内蒙古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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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走西口如同闯关东,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移民画卷浓墨重彩的一笔。现央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走西口》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本刊特分上下两篇刊载郝万虎的力作《走西口漫谈》,以飨读者。

  一

  “哥哥走西口,妹妹也难留。止不住的伤心泪,一道一道往下流”。在内蒙古,只要人们提起这首流传几百年的《走西口》民歌,几乎人人都能哼唱上几句,真可谓妇孺皆知。但是对于“走西口”这段特定的历史背景、前因后果、重大影响、所形成的伟大精神和理念,以及口里与口外的交融等诸多事情,恐怕知晓底细的人还不太多。

  走西口,是我国北方地区在清朝和民国年间的一次重要的移民活动。走西口是一段历尽艰险、饱含辛酸的悲惨的历史。然而,走西口所创造的成果和显示出的意义却是永存的、伟大的。它冲破了2000华里明长城的重重阻隔,实现了口里汉族人民和口外蒙古族人民的大融合;它是蒙汉人民共同开发建设北部边疆的一次有益尝试;它是中华各民族大团结的一个见证。笔者作为一名走西口者的后裔,同时近几年来又从事史志工作,收集、整理了一些走西口的资料,还有一些个人的感触和思考,觉得它对开发建设西口外,即现在的内蒙古西部地区,特别是繁荣、发展内蒙古的经济、文化,颇有益处。

  那么,西口究竟是指哪里呢?

  “口”是指边塞上的关口。西口是相对东口而言的。东口据说就是河北省张家口往东一带的关口。出东口通往内蒙古东部,出西口通往内蒙古西部。“西口外”基本上是指原绥远地区,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在我国明代,因为军事上的需要,修筑了一条明长城,从宁夏花马池,经陕北三边、榆林、府谷,到晋西北紧贴黄河的河曲、偏关,穿过雁北地区,衔接河北张家口,最后上了燕山山脉。在张家口以西的长城上,或长城附近设有很多的关口,口里的人要到西口外,均需经过这些关口。因此,从广义上说,在晋西北、陕北、雁北的明长城、或长城附近所设的诸多关口,都可称为西口。狭义上的西口,是指在明长城上最有名、位置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关口——杀虎口。杀虎口在现右玉县城西北35公里处,杀虎口坐落在古长城脚下,是山西与内蒙古两省区三县交界处,一过长城便是内蒙古境地,距凉城县30公里,经和林县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80公里。清代山西人是走西口的主力军,杀虎口不仅是山西境内最早的一个关市,而且是唯一的常关。这条路是明清时的丝绸之路,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很重要。古人称: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因而人们常把杀虎口称为西口。然而,当今人们谈及西口,多指广义的西口。

  二

  走西口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经济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历史现象。作为历史,那么它的起止年代是何时呢?

  关于这一问题是有多种学术观点的。最有代表性的是两种。一种是“泛走西口”说,即从中国有史记载以来,凡是人口从口里向西口外迁徙的活动都称为走西口。有史为证,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众多的百姓(包括军队)或官方公开或偷偷私走,早已在土默川一带谋生。赵武灵王,在呼市托县古城乡建成了当时北方最大的军事重镇云中城,同时在巴彦淖尔市乌前旗境内三顶帐房处设置了控制两边疆土的九原城。此时“走西口”的百姓已达土默川、河套一带。

  西汉时仅呼市地区就增设了云中、武泉、北舆、原阳等七个县级行政区,人口达十万八千口。这些“走西口”的人们主要从事农耕生产。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公元前121年的“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以下各朝代也均有迁徙的记载。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即只要有迁徙就算走西口,从而把走西口的纵向历史提前或向后扩展了许多。第二种观点是“清代民国”说,即指从康熙年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300年间,口里的民间老百姓为谋生而逃荒或移民到西口外的大规模迁徙活动。他们先是春出秋归的跑青牛犋,尔后是领着老婆孩子举家迁到西口外定居。

  第一种观点,不失为一家之言,但笔者不敢苟同。一般的迁徙、移民活动,是人类生息繁衍的正常选择,在各个历史时代都有。我们研究的是移民的独特性,而不是它的普遍性。走西口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它的重要区别是“走”西口,而不是其它方式的到西口。因而,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是正确的。

  明代以前的到西口外,多是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或由国家来派遣走一部分人,或个别人的迁徙,其数量相当有限。明代处于严格的隔离状态,几乎没有走西口者,清初还是相对封闭的,而只有到康熙时期才有所扭转。因此,有影响、成规模的走西口是从康熙年间开始的。据呼和浩特原归化城先农坛石碑记载,汉族人到口外种地,始于康熙三十一年,即1692年,又据河曲县记载,在康熙三十六年,即1697年,皇帝批准鄂尔多斯部的请求,在“河保营”开辟汉蒙交易,又“准汉民垦蒙古地,岁与租籽”。走西口的经济生活方式就这样开始了。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到口外垦荒的汉族人多达几十万。走西口的第二个高潮是在1900年庚子赔款之后,清王朝苦于财政枯竭,采取了由官方政府放垦蒙荒的办法以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贻谷放垦”时期,这时又有诸多的口里人,涌向西口外。直到新中国成立,走西口的人才逐渐减少。在明长城以北的地区,就是今日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向来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资源丰富,这时又遇上了宽松的政策,再加上蒙古族人民敦厚好客,不事农耕,愿意把广阔的土地让给汉民耕种。于是走西口成了他们养家糊口的理想之地。

  走西口不同于一般的到西口外,它多是迫于无奈,背井离乡出走的,而且人数多、范围广、影响大,属于一种重大的移民现象,同时从时间上来说,大体是起于17世纪中叶,止于20世纪中叶,历时近300年。

  三

  有人说,走西口被当代人所熟知,是由《走西口》这首歌唱出来的,这种认识颇有一定道理。然而,回首走西口的历史,它绝不是“唱”出来的,而是含辛茹苦地“走”出来的。

  口里的人走西口外,有多种多样的走法,其中所走的线路也是很多的。近代以来,有不少的学者沿着走西口者的足迹进行了追寻,归纳出了一些走西口的路线。从大的走向来说,走西口可分为三条,即西线,陕北线;中线,晋西北线;东线,雁北线。细分则有很多,据《中国二人台艺术通典》记载,走西口共有八条路线,从西向东依次是:

  花马池线

  花马池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本地人出走口外,向北越过万里长城,顺着黄河东岸到达陶乐,在黄河向北流经的冲积平原上垦荒,或向东进入鄂尔多斯诸旗。

  神府线

  陕西省榆林、横山、靖边、神木、府谷一带人走西口,须北出长城,走大路途经大柳塔、纳林,途经毛乌素沙漠,进入鄂尔多斯地区。若到包头或后套,则须穿高原、跨黄河。

  河保线

  即山西省河曲县与保德县,这里的人走西口,在河曲西门外的黄河古渡口上船,渡过黄河后,进入十里长滩,而后北上。或于鄂尔多斯地区沿途定居,或再渡黄河,继续北上,到达包头、后套等地。因而在《走西口》剧中,有“坐船你要坐船舱”的唱段,则是走西口人的真实生活写照。

  偏右线

  即山西省偏关、平鲁、右玉、左云等相邻各县走西口的路线。这一带人北上经过杀虎口,北出蛮汉山到达内蒙古的清水河、和林格尔、凉城、托克托县等,继而北上过大青山,到达武川、固阳等地落脚。

  雁门关线

  山西省忻县、定襄县、宁武县、崞县、代县等人走西口,北上雁门关,有大道可通行。一般经商者多经此路,有驿站可通邮,系兵家必争之地。

  大同线

  从大同北出,经过丰镇县,进入察哈尔草原,其人多在丰镇、卓资山、商都、集宁等地落脚。

  马市口线

  河北省怀安县、阳原县,山西省天镇县及桑干河南岸等地的人走口外,均北上马市口,穿过长城抵达兴和县,继而到达察哈尔右翼前旗、中旗、后旗以及河北省尚义县等地。

  张家口线

  这是走西口的最东线。过大镜门,继而北出坝上,抵达察哈尔草原,在今河北省张北县、尚义县、康保县以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诸旗和赤峰市等地落脚。

  笔者认为,在从花马池到张家口长达2000里的长城线上,走西口的路线不可能仅此八条,而是很多的。真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据史载,仅河曲就有20多个口子,如石梯隘口、镇河口、司河口、水门口等。可见人们当年走西口,尽管有长城阻碍,但口子还是很多的。

  四

  走西口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的“特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域环境和生存空间的特殊,二是迁徙方式的特殊,即“走”西口。走西口者,主要集中在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6县,晋西北的河曲、保德、偏关3县,雁北的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山阴5县。别的县也有,但人数不多,形不成规模。

  那么,这些地方的人为什么要走西口呢?

  一是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农民不得不靠迁徙谋求生存。上述地区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区,沟壑纵横,植被鲜少,土壤贫瘠,降雨不足。90%以上土地为丘陵和山地,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在清代至解放初期,据考查,河曲县197万亩总面积即有162万亩水土流失严重, 由此造成土质低劣,平均亩产在合作化初期仅为30—50公斤。农民辛勤一年,粮食仍不能自给。

  这一地区同时也是灾害严重且频繁的地区。由于地处内陆黄土高原腹地,处东亚季风北部边缘,北邻内蒙古沙漠,东南暖湿气流,又为太行山所阻挡,因而形成了风沙大、干旱严重的大陆性气候,自然灾害频繁。有民歌曰:“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遇上一年收,又把蛋蛋(冰雹)丢”。据记载:保德县从1464 年到1972年的508年中,有303年旱情严重,平均1.6年一遇。恶劣的自然条件,对没有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小农经济来说,无异于一种灭顶之灾。为了摆脱饥荒,只有另觅生路;而“走西口”就成了他们最佳的选择。

  二是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促进了农民的贫困化。除了自然环境恶劣之外,农民的贫困化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土地兼并。这一在旧中国所共有的社会现象,在北方这一块最贫瘠的地区更为严重。以河曲县1942年的调查为例:全县农户共11254户,地主有674户,占5.98%,而占有的土地则为全县的51%。这个县前大洼村共有耕地1282垧,其中4户地主、7户富农即占有995垧,占88%;而70 户贫雇农仅占有耕地41垧。无地少地,自然少衣无食,不得不受地租、雇工、高利贷等剥削,加速他们的贫困化乃至破产的过程。同时还有一个原因是,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一个家庭里,弟兄们多了,可土地并没有多,造成了家族里“僧多粥少”的现象,于是,一般情况是兄长们守家业,小兄弟们则另找出路。这些自然也成为导致“走西口”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是内蒙古的地域环境为“走西口”者提供了良好的谋生市场。与山西及陕西一水相隔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交通闭塞。既是官府统治鞭长莫及的地区,又是正处在开发时期急需劳动力的广阔劳务市场。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与广袤的土地资源,吸引着大批的“投工者”。再加上蒙古族人民善良、敦厚、好客的本性,他们又不事农,将广阔的土地让与汉民耕种,于是使“走西口”者有了生产或打工的市场。这里付出同等劳动比“口里”收益高出数倍,故而形成了大规模的走西口潮。

  五

  有一首民歌记述当年走西口的情形:“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起初走西口全是男人们的事,而且多是“候鸟式”的春去秋归,随着“西口外好收成”,逐渐变成了举家迁徙。

  那么,漫漫西口路是如何走的呢?

  走西口之所以叫“走”,而不叫其它,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行旅方式用步行。河曲的走口外者,从城关或其上游的河湾、梁家碛渡口过河后,经内蒙古马栅、府谷县的古城,然后进入鄂尔多斯境内,经纳林、马场壕、达拉特旗,到达包头,稍作休整,再分散到各地去。这一段路,“快五(天)慢六(天)”。在这段旅程中,进入库布其沙漠最令人毛骨悚然。大漠荒凉,只能瞅着零星的骆驼粪,凭着感觉与经验在沙包和蒿草中探索前进。一旦迷路,十分危险。府谷县、神木县走西口者,要到最终目的地,则需渡过黄河到达今包头市东河区二里半渡口,因而又有“紧七(天)慢八(天)”之说。这条路,要跨越毛乌素大沙漠,沿途杳无人烟,旅程十分艰难,要做到不迷路,就必须走大路,或走有踪迹的路线,否则就有生命危险。故而在《走西口》民歌中女人对丈夫千叮咛万嘱咐“走路走大路,万不能走小路”的唱段,细忖之,“走大路”何止是“解忧愁”,更重要的是能够相对保证走西口者的人身安全。

  走西口者每日约行60—80里路,风餐露宿,走到哪里天黑了便在哪里歇脚,一般是“就水不就店”。

  “走西口”的行装极为简单:扁担一条,一头扎捆简单的行李,一头扎捆行路用的食品。更有贫者,连铺盖也没有,只有一件穿了多年的烂皮袄,白天做衣,夜间做被,“铺前襟,盖后襟,两只脚蠕在袖圪筒。”扁担除挑行李外,还有三个用途:一是对付饿狼和野狗的袭击,二是在露宿搭茅庵时当梁架,三是初冬返回老家过黄河时冰冻不实,横架扁担可防止掉进冰窟。

  口里人要到西口外,不仅要过明长城中的各个西口,更要经历各种艰难险阻。在通往走西口的一条条道路上,充满着诱惑、充满着希望,更充满着荆棘、恐惧,甚至是死亡。然而,走西口者以“铁了心肠不回头”的坚定信念,克服了一个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留传下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故事,铸造了不怕困难,一往无前的走西口精神。
(责任编辑:秦华(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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