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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碑立传”正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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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也扬 |
| 2007年10月08日10:18 来源：《北京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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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重声名。把自己的生平事迹刻在不朽的石头上，充当万古流传的“广告牌”，如此美妙的创意，早在几千年前就被我们的老祖宗发明了。这便是成语“树碑立传”一词的来历。
历史上握有无限权力的皇帝老子自然要占此等好事的头一份。秦始皇灭六国，巡游泰山，李斯拟就颂辞一篇，刻在了山顶的一块大石头上，可谓得意至极。此后树碑之风渐盛。历代石刻的形制一般按传主的身份等级而有所区别，如唐代官员五品以上许用碑，五品以下只可用碣，其石材大小、雕饰纹路各式各样，不得越制。几千年下来，中华大地上遗留的古碑碣有数十万，它们是历史研究的宝贵史料，又是书法艺术的难得载体，如今则为开发旅游的抢手资源。
按说，树碑立传，无论对传主还是对其后人，从来都是件好事正事。可是不知怎么，现在说到这个词，人们会觉得有一种贬义。这大概和另一成语——歌功颂德有关。因为树碑立传的目的大多是歌功颂德。替自己隐恶扬善，说好不说坏，本是人之共性。这么做时当事人没有例外的都感觉不错，而旁人心里却有杆秤:你做得好说好，人家不会有意见；你做得不好硬要说好，人家口里不说但心里嗤之以鼻。在舆论一律的专制社会，又处当朝当代，作为皇帝的树碑立传者可以凭权势强迫黎民百姓“三呼万岁”，但实际效果恰恰是相反的。久而久之，一个正面的好词便隐含上了贬义。古来有不少讲这方面道理的诗句，如曰:“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又曰:“谁知颂德山头石，却与他人戒后车”。可当事人只凭自我感觉，那些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们不管事情做得好与不好，仍继续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不止。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历史观发生了一次大革命。过去统治阶级的“树碑立传”活动被完全否定，连带使该词语本身也彻底变成了贬义词。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谈转变阶级立场后研究历史的体会时说:过去治史对某人主持兴修堰塘的碑碣常给予肯定的评价，现在认识到，为修堰塘，地主霸占了土地，多少农民妻离子散。修堰塘后，收成增多，更是加租加押，无法生活。在这些碑碣的字里行间浸透着农民兄弟的辛酸血泪。可是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操持着文字，培养出为本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衣食住行，无一事物不是劳动人民供养，他们不但受之无愧，还帮助统治阶级歌功颂德，这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事情。陈先生不但批判了地主阶级，也批判了自己。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史学家们自我批判的主要说辞便是“为统治阶级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后来，“树碑立传”一词又演变成为政治斗争的用语，它是“有政治野心，妄图取而代之”的一条罪证。所谓利用小说(还有戏剧、电影等)进行反党，写小说、戏剧、电影就是为了给某某反党分子、野心家、阴谋家树碑立传！在“文化大革命”中，此类指控曾经酿成过许多冤案惨祸。再后来，专整别人的“四人帮”被铲除，在他们的罪状里也列举出:江青召外国女学者维特克为自己写书树碑立传，就是梦想有朝一日登基做女皇！当然，当年也有把“树碑立传”用作中性词语的尝试，如提出要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树碑立传云云，但由于听着总是有点别扭，认同这种说法的不多。
时代在进步。如今人们这么看问题了:在一个具备现代政治文明的社会里，公民们都有宪法赋予的基本人权和民主权利。树碑立传也好，歌功颂德也罢，无论给自己还是为别人，只要不违法，只要你乐意，就尽管去做，谁也碍不着谁。但公众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那就必须谨慎小心，因为政治人物是受到社会舆论监督的。如果不实事求是，说假话大话空话；如果文过饰非，专门给政治人物脸上贴金，就必然会招致批评，到头来不仅达不到宣扬美名的效果，甚至还会使其名誉扫地。所以问题不在树碑立传、歌功颂德，而在于是否实事求是，对人物的是非功过做客观公正的评价，有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和社会公正。不管怎么说，中国人重声名的传统还是好传统。(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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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郑光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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