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末具有广泛影响的世界性文化思潮。日前，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联合主办，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承办的“后现代与启蒙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学者依据后现代思想家关注的基本问题，对后现代与现代、后现代哲学的实质意义和深层旨趣等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现代性所面临的问题与后现代思想的视域。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王治河博士认为，后现代哲学的兴起源于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那就是现代化的发展所引发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等。要摆脱这种危机，就要消除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迷恋。后现代思维是一种以增进人的自由为旨趣、以营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身与人心的和谐为目标的人类生存方式和态度。北京师范大学晏辉认为，不计后果地利用科学和技术，把人类的生活世界完全建构在技术的框架之上，并且以“人类”的身份和模式对抗自然，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世界的普遍对立。因此，他认为解构和超越资本的逻辑，提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本意义，是改变问题的关键。

　　二、“新启蒙”的话语背景及其后现代内涵。 

　　由于现代性的扩张，后现代主义者针对传统的启蒙又提出了“重新启蒙”的口号。王治河认为，相对于17、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那次启蒙运动，与“后现代”相关联的“启蒙”是新启蒙，可以称作“第二次启蒙”。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内在局限及其所留下的遗患，正是第二次启蒙运动发生的原因和需要解决的任务。他认为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局限和遗患表现为：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对理性的过分迷信；对自由的单项度的理解。第二次启蒙作为对第一次启蒙的整治，其理论取向表现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高扬生态意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推崇文化互补意识；挑战“划一思维”，欣赏多元差异之美；拒绝“抽象自由”，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超越审美理性，呼唤审美智慧。北京化工大学的崔伟奇立足于西方后现代哲学的不同理论传统和特质阐发了建设性后现代的可能性及其逻辑困难，他特别就其所实现的文化整合的内在模式和外在模式进行了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