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联组讨论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提出并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对我们提高道德认识，树立起正确的荣辱观，强化知耻之心，改善社会风气，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

　　耻，一般指羞愧的心理感受，亦可指使人感到羞愧的耻辱之事。知耻，也就是知道羞愧和荣辱。它是一个正常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感。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这种道德感体现着人性的尊严，是社会正义的心理基础。禽兽没有羞耻感，完全依靠本能而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提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把这种道德感看成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标志之一。知耻对于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康有为也曾说过：“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这也就是说，凡为善之心，皆起自人的正确的荣辱观念；凡为恶之念，皆起自人羞耻感的丧失。

　　“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

　　不仅个人的文明生活与人的知耻之心联系在一起，一个社会的治乱也总是与人们的知耻之心联系在一起的。人人知耻，则正义流行；人人无耻，则邪恶大行其道。因此，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国的同时，无不注重人心的治理。行自身出，身由心使。俗语云：“人心齐，泰山移。”说的就是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的巨大力量。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虽有唯心主义的意味，但其中确实包含有深刻的道理。

　　春秋时期伟大的政治家管仲，可以说是在治国实践中注重社会耻感的第一人。众所周知，他曾经辅佐齐桓公，使齐国盛极一时，成为春秋时的第一个霸主。正是这样一位十分成功的政治家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思想。他认为，立国有四大纲，而耻居其一。缺了一纲，国家会倾斜不正；缺了二纲，国家会危殆不安；缺了三纲，国家会颠覆不立；四纲都不存在了，国家就会彻底灭亡。一般认为，耻感只不过是个人的一种羞耻之心，关联的只不过是一个人的行为和品质而已。何以管子如此看重知耻之心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把耻提到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在《牧民篇》中，管子把耻规定为“不从枉”。枉即邪枉不正。知耻也就是不随从邪枉，不追随不正，羞于为非。无耻也就是没有是非、善恶、荣辱观念，丧失了起码的正义感和尊严感，曲从不正，追随邪恶。当一个人无耻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呢？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说：“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日知录·廉耻》）不廉洁的人把什么都想据为己有，不知耻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当不廉洁、不知耻的人成为一国要员的时候，什么都想据为己有，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国家如何能长治久安呢？诚然，在个别人没有羞耻感的情况下，国家生死存亡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但如果无耻之行不受谴责、无耻之人不受唾弃反而扶摇直上，无耻之风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那时的社会必然会是一个人性堕落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天理、缺乏仁义、禽兽横行的社会，国家岂有不亡之理！一个失去了耻辱感的国度，再出色的政治家也会无所作为。

　　与上述情况相反，如果一个人具有正确的荣辱观，知善知恶、知是知非、知荣知耻，就会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其成员能有正确的荣辱观，尊道贵德、崇仁尚义，弱小也能变为强大。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伟大精神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她虽然饱经忧患，虽然灾难深重，但始终屹立不倒、不可征服，就在于她的人民受优良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血液中流淌着仁义的精神，在心灵的深处凝结着正确的耻感。前贤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志士“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先烈“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的豪气，激励着无数人为正义、为自由、为尊严而战。今天祖国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幸福生活，国家的尊严，都是与中华民族的这种宝贵的荣辱观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

　　因此，人们的耻感绝不是一件小事，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灭，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存亡。举国之人皆知有耻，中华民族才会避免蒙受耻辱。

　　颠倒的荣辱观种种

　　为什么胡锦涛同志关于“八荣八耻”的讲话会在“两会”上、乃至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呢？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讲话切中了社会的时弊。毋庸讳言，在现实生活中，社会道德风气不尽如人意，人们的耻感下降，从枉、不正的行为无论在哪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颠倒的荣辱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归结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抛弃正当的是非善恶观念，以膨胀的私利为荣辱标准。

　　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维护祖国的利益和尊严是我们的天职。然而，在国内有一些人千方百计化公为私，中饱私囊，甘当“硕鼠”和“蛀虫”，并因此而自鸣得意。在国外也有极少数中国人为了获得外国人的垂怜和资助，不惜出卖人格，诋毁祖国、危害祖国利益。他们已经忘记了做人的最起码的道德。

　　千百年来，中国人都以“仁者爱人”“诚实守信”为最基本的道德，赞赏对人施好心的人，赞赏帮助人的人，赞赏言行一致的人。然而，有些人却把热心肠的人、助人不求回报的人看成是“傻子”，或者利用别人的好心谋取私利，或者想方设法地占别人的便宜，甚至以“宰熟”“欺愚”为能事，或者欺上瞒下、虚报政绩以图谋升迁。在某些人看来，只要能升官发财就是光荣。

　　千百年来，中国人都以勤劳、节俭、敬业为荣，以懒惰、奢侈、游手好闲为耻，但某些人却恰恰相反，把辛勤劳动的人讥为“不懂生活”，把节俭的人讥为“抠门”“守财奴”，对于广大劳动者也缺乏应有的敬重之心。他们期待的是不劳而获，追求的是骄奢淫逸。由于没有正确的荣辱观念，制毒贩毒、抢劫盗窃、坑蒙拐骗、出卖肉体、傍大款、倚高官，无所不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二，以不该耻者为耻，不以耻者为耻。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本性驱使人对于利益的追逐以及西方价值多元化思潮的影响，一些人在是非、善恶、荣辱观念上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扭曲。许多人认为只要有钱就行，莫问钱的来历，盲目崇拜金钱，崇拜权力，追求享乐，以官小为耻，以不阔气为耻等等。与此相适应，许多人把本来在道德上是耻辱的事却不当一回事。比如，某些腐败官员被惩处了，但在心理上总是以为自己不过是后台不硬，或者是运气不好，或者是贪污时不够谨慎，而不觉得自己的贪污腐败本来就是很可耻的。再如有的学者或者剽窃他人的科研成果，或者抄袭他人的作品，却觉得自己的行为相当合理，并以“天下文章一大抄”来为自己开脱。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其他领域也并非少见。

　　其三，放弃自律，追随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