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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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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庹 平 |
| 2008年04月22日16:04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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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周恩来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大致要经过两个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靠自己摸索经验”，“创造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搞单一的公有制，还要有个人所有制作为补充。这些重要思想理论观点，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方法和途径以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等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
［关键词］ 周恩来 社会主义 理论贡献
［作者简介］ 庹平，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00017。
新中国成立后的26年里，周恩来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不懈的艰辛探索，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本文拟从三个方面研究周恩来同志在探索中的重要理论贡献。
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阶段的重要理论贡献
周恩来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深刻的认识，他曾将“革命”和“建设”进行了比较:“不能说建设比革命容易，当然革命成功是艰难的，但现在建设就更艰难。”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和穷国，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都落后，“我们的知识这么有限，我们对于建设、对于科学的经验这么少”。 ［1］ 因此，他在1952年6月30日曾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它走向工业国家化、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 ［2］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 ［3］ 的主张，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1953年中国共产党正式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从新中国成立开始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两大任务，并把这一相当长的时期称为过渡时期。两年后，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进展很快，以致有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周恩来不同意这一看法，在1956年2月6日召开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的讲话中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过渡时期要完成两个过渡:“一个过渡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过渡已经从1953年开始，“将在三年内基本上可以完成”。再一个过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过渡和第一个过渡同时开始，它的完成时间，“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工业化可以提早完成;另一种是在规模和速度上能够扩大和加快，但不等于提前完成工业化。”他估计，这个过渡“可能还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也就是15年。如果这两个过渡完成了，是不是就建成社会主义了呢?不是。因为“要建成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剥削和贫困，照列宁说的还要消灭愚昧，还要有文化的高潮等”。因此，周恩来明确指出:“现在国家只是开始进入社会主义”。 ［2］（p.544） 如果把上述观点归纳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出周恩来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阶段的初步设想是:从1953年开始，大约要经过接近20年时间完成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两个过渡，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要完成消灭剥削、贫困和愚昧等任务，这个任务更艰巨，需要的时间更长。显然，这是周恩来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阶段理论的萌芽，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周恩来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阶段的理论逐渐丰富和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建设第一阶段的过渡任务有新的认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任务在1956年就基本上完成了，这比周恩来设想的快。三大改造的任务虽然基本上完成了，而且中国已经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周恩来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思考还在继续。几年后，他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出了新的看法。他指出，“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设想得太容易一点，以为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我们的社会不是属于全民所有制就是属于集体所有制，好象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就能完成”， ［4］ 实际上，“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虽然解决了，但不等于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如何使生产关系更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等问题。 ［5］ 社会改造应该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改造，他还特别指出，“上层建筑不可能那样快地完整地改造好，……社会主义改造要随着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才能相应地完成”。 ［4］（p.396） 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周恩来也有新的概括，他在1954年9月第一次代表中共中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 ［4］（p.132） ，后来，他把四个现代化重新概括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并突出强调:“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4］（p.412）
第二，对社会主义建设第一阶段的过渡时间有新的估计。周恩来认为，这个过渡时期的任务相当艰巨，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实现四个现代化，都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他重新估计了过渡时期的时间:“如果说我们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那么，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建成，就得花更长时间，然后才能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前进。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想法，认识社会主义改造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 ［4］（p.396）
第三，对社会主义建设第一阶段可分成许多小阶段的设想。1960年2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的建议，与李富春、陶铸等组成读书小组，认真阅读和讨论《教科书》。他在讨论中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阶段问题: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时期”，即社会主义时期，“还是分两个阶段比较好。我们现在是第一阶段，其中又可分许多小阶段”。“前一阶段长一点，后一阶段就可能快一点”。 ［5］（p.288） 1961年，周恩来针对有人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只需要4年多的观点，重申自己的看法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是个相当长的时期，有人却估计只要四年零八十天。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就是十三年。我看几个十三年也不止，也许更长，现在不好‘算命'”。 ［4］（p.335） 直到晚年，周恩来仍然认为这一阶段的第二个过渡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相当漫长。1975年1月，他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要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任务;8月，重病在身的周恩来继续强调说:“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是容易走的，中国现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6］ 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发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第四，明确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是共产主义。虽然周恩来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漫长的，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是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实现共产主义紧密结合起来。他强调:“从社会制度来说，我们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在全世界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世界的前途，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 ［1］（p.255） 还指出:“我们将来的前途是共产主义社会，从我们入党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抱有这个理想。过去这只是一个模糊的理想，现在它还是一个理想，但是具体了一些，现在有了实现它的可能，但它还是遥远的。” ［7］ 周恩来还对共产主义做了具体的设想: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劳动关系更加平等;共产主义更发展时，甚至党组织和国家组织也会逐渐消失，这是最高理想;那时只会有经济组织，还有些行政机构管理事务，但这需要物质极大地丰富，要有极大的后备力量才能按需分配;在物质基础上反映出来的精神生活也较高，人的自觉性更高，没有人剥削人、人欺压人的现象，这才是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他还说:“这是我们现在所能设想的，将来我们的设想还会变化，比现在更具体、更好，这是下一代的事。” ［8］
周恩来上述思想理论观点，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初步设想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处于第一阶段，把消灭剥削、贫困和愚昧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二阶段的目标，还明确了“前途是共产主义”的大方向。这些思想理论观点是周恩来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阶段的重要理论建树。
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法和途径的重要理论贡献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进行的，这是由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决定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做法主要是学习苏联的经验，这是当时全党的共识，正如毛泽东强调的:“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 ［9］ ，要“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 ［10］ 。对此，周恩来也曾多次阐述:“苏联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 ［5］（p.8） ，也“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首先要向苏联学习”， ［1］（pp.256、257） 因为“我们谁也没有搞过社会主义建设，……谁也没有经验，开始总是要从苏联抄一点经验来，这也是需要的”。 ［1］（p.525） 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际上是在边学习边建设中起步的。
就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快要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将要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时，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考虑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对此非常敏锐，他在1956年3月和4月多次发表讲话，指示全党要对最近苏联方面暴露出来的“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引起“特别注意” ［11］ ，强调我们“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3］（p.498） 在如何学习苏联这个问题上，周恩来也早有思考，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夕，他曾明确批评中国在学习苏联科学技术方面存在的生硬照搬的缺点，指出:“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过去也有过于急躁、生硬和机械照搬的缺点，……今后应该避免。” ［4］（p.177） 苏共二十大之后，周恩来又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靠自己摸索经验等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摸索把马列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 ［7］（p.1684） 。他指出:“我们所坚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或者说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1］（p.257） 因为“每个国家，由于他们的具体情况不同，因此，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做法也会有区别”，同时，“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因此，“各国党只有根据自己的条件，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积累自己的经验，才能取得胜利”。 ［8］（p.1610、1611） 同样，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创造性地运用它，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际中有发展。……这样认识才不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1］（p.257）
在向苏联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方面，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把学习苏联的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 ［6］（p.38） 他多次明确指出:“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有可能避免国际的坏的经验在本国重犯，使国际的好的经验在本国得以发展。” ［4］（p.301） 因此，“学习别国的经验要与本国的情况结合起来”。 ［5］（p.8） 具体到中国来说，虽然苏联的经验可以学习，但是，“中苏两国情况不同，对苏联的经验不能照抄” ［5］（p.290） ，“还是得靠自己摸索经验。” ［5］（p.415）
那么，怎样来摸索经验呢?办法就是实践。周恩来指出，革命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经验的取得，一定要通过实践。”比如，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不懂得如何进行革命战争，而是摸索了很久，犯了许多错误，正面的经验取得了，反面的经验也取得了，然后总结经验，得到了正确的方针，才取得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更加复杂，千头万绪，更需要如此”。从苏联抄来的东西，“总不是自己脑子里生长出来的，不是经过自己很好独立思考的，所以，好的经验学了，坏的经验也学了，开始还不能鉴别”。周恩来还指出，在实践中摸索经验，“开始一个时候的缺点、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是不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这种摸索的代价是需要付的。”总之，“经验的取得是不容易的，必须通过实践，必须经过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各部门的领导、地方的领导共同摸索，总结经验，不断前进，才能逐步地完备起来。” ［1］（pp.524～525） 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一步分析指出，通过实践摸索经验就是要摸索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他认为，不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必然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其客观规律，“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也是需要实践和时间的，在没有掌握这个规律以前，在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上出现曲折或反复是很难避免的。” ［5］（p.446） 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实践，不断地总结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包括许多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经验，进而“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地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把工作做得更好”。 ［4］（p.386） 他表示坚信:“我们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4］（p.413）
周恩来还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和客观规律的认识，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断地在实践中认识新情况，掌握新规律。当1962年中国共产党在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取得了一些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了许多正确的认识和把握时，周恩来一方面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由于“我们从正面反面初步总结了经验，逐步地认识和掌握了新情况下的发展规律，不象过去那样懵里懵懂了。从这一点说，我们比过去也清楚了一些”。 ［4］（pp.403～404） 同时，他坚持认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我们还不完全认识”，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事业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过去没有进行大规模建设的经验，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很多的客观规律我们没有认识，或者没有完全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逐步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 ［5］（pp.466、471）
周恩来上述思想理论观点科学地解答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苏联的建设经验要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以及怎样结合的重大理论问题，并具体地阐述了如何取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方法和途径，这些思想理论观点是周恩来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法和途径的重要理论建树。
三、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要理论贡献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1953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形成一个共识，就是要通过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12］ 。具体地说，就是使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周恩来还从社会主义基本的问题的高度，对这个共识进行过阐述，他说:“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 ［4］（p.105） 他还认为:“我们可以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转变成为全民所有制，把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转变成为集体所有制。” ［2］（p.519） 现在看来，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几乎没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情况下得出的这种认识，脱离了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的实际，是不成熟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周恩来对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纠正和补充。1957年4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44次和第46次会议上的发言就此问题阐明了一个重要的新观点，即社会主义所有制不应该只是单一的公有制，还应当允许私有制存在。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流”的情况下，“除了铁路不好办外，其他的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他还具体举例说:“如三轮车、摊贩等都可以采取自负盈亏的办法。加入合作社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其余的个体就让他个体。有些私人办的小学，也可以让它办下去。”“文化也可以搞一点私营的”。“小盐场让其放开，应该马上开放，可以搞个类似小煤窑的办法，不要因噎废食。”总之，“一切东西都靠国家生产不行，各方面都应该有百分之几的自由活动，太死了不行。”周恩来同志还进一步指出:这种私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不妨碍社会主义建设，反而“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 ［1］（p.350～351）
后来，周恩来的这一观点有了新的发展，1961年9月22日，他在接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进一步把个人所有制看成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他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全民所有制，一种是集体所有制，此外还有一种是补充性质的个人所有制，如小商小贩或手工业者，或单独的个人中医诊所。”他还预计，这种个人所有制可能要长期存在，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城市和乡村的界线没有了，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也可能保留极少数个人所有制，不起决定作用。” ［8］（p.1609） 1962年4月，周恩来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原来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关于所有制的“想法是不恰当的”。他说:“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存在的各个阶级、阶层的状况比较复杂，不能设想得太容易。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设想得太容易一点，以为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我们的社会不是属于全民所有制就是属于集体所有制，好象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就能完成。不仅农村，城市都得进入人民公社，把街道里弄都改造过来，成员都改造过来。而且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很快地就能从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这些想法是不恰当的。” ［4］（p.395） 为了使自己的这一想法能够在农村中得到落实，1962年5、6月间，周恩来还托杨尚昆给在上海的田家英打电话，提出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 ［5］（p.481）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仍然没有停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并且从个人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角度总结出新的经验。1972年2月1日，他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谈到自己对改革经济体制的看法时，特别强调私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意义。他说:“如果在地方上有些小煤矿、小铁矿，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允许私人经营，这有好处。例如可以搞些小的钢厂，可以在地方上生产些小农具，这样就不要都由国家来负担了。”要特别注意的是，这时，周恩来同志还从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指出单一公有制的新弊端，他说:“如果一切都由国家来管，非常容易产生官僚主义，苏联就是一个证明。” ［6］（pp.510、511）
周恩来上述思想理论观点，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允许个体所有制在工、农、商、学各个方面以百分之几的比例存在和发展，并充分肯定其“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的补充作用，这是对当时形成并“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的纠正或否定。这些思想理论观点是周恩来同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要理论建树。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和探讨，我们能够深切地体会到，周恩来是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他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我们要永远铭记。
［参引文献］
［1］《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348页。［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3］《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页。［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5页。［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18页。［7］《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会见蒙哥马利谈话记录（一九六一年九月）》，《党的文献》2003年第1期。［8］《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8、1609页。［9］《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1页。［1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1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1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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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赵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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